而中國大陸的文化資源，作爲文化的母體，一旦與香港的現代文化的工業生産方式結合的話，就可以産生巨大的文化能量。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也是中華文化能够對抗外來文化的最强有力的東西。因爲我們必須承認，在文化工業這個方面，我們是不如香港的。大陸目前還不能像香港電視臺這樣，沒有幾天就出一個劇本；但是香港，可以馬上連戲都給你拍出來。現代文化的工業生産，已經在香港形成了一個很規範的游戲規則，這是大陸所沒有的。但是畢竟大陸文化是母體文化，如果香港現代工業文化與大陸母體文化結合，那麽整個地方的文化工業的發展、文化産業的發展、文化觀念的發展，對于將這裏發展成文化之都，我認爲都是具有比較大的意義的。
應該記住的作品和不可遺忘的人物
現在將這個區域的文化做一個比較是很有意思的。這些年廣東出的報告文學，基本上將這20年的情况都寫了。像電影《雅瑪哈魚檔》是寫民營的，俄羅斯開經濟會議就要放這個電影。這就是將我們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的情况，用藝術的形式濃縮起來了。還有像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講市場經濟的大報告文學。這是中國文學裏面所沒有的。還有《招商集團》寫袁庚的，我們發表的時候還與十三大當時的秘密文件對照，可以說當時廣東的實際完全反映了中央的决策，是非常吻合的。還有《有龍則靈》，反映了民營企業的初期發展，還有反映國有經濟改造的。廣東的這些報告文學，基本上將廣東這20年經濟文化發展的軌迹錄製了下來。這還不包括那些小說，比如老朱（朱崇山）的《風中燈》、《高第街》，等等。通過這些作品串起來看，中國改革的路向、圖形就可以看出來了。
市場經濟的理論，是廣東的吳有恒最早提出來的。他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了市場經濟的理論問題，當時是爲了批判斯大林。
另外在廣東這20年的進程裏面，有幾個位高權重的人物是不能遺忘的。一個是吳南生。當時他叫我們到珠島賓館看了—個香港武俠電影《蘇黑衣》，我們簡直興奮得不得了，沒想到世界上還有這個東西。那時剛剛到1977年，主要的還是八個樣板戲。他當時做了很多動作，比如恢復協會等等。後來的是省委書記任仲夷，當時他沒有帶隨從人員就跑到作協去了，講了老百姓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百姓需要娛樂，你們需要給老百姓娛樂。後來有關流行音樂要不要拿著麥克風唱，音樂理論雜志都牽扯進來探討，最後是任仲夷說可以拿著麥克風唱。這麽一個現在看來不是問題的問題，竟然要省委書記親自决定，可以說當時嘗試突破是很不容易的。那麽還有此次張德江提出的“文化經濟”，對未來發展非常重要。
大珠三角是中國動感文化、精神取向、開拓經驗制高點
所以，從市場經濟出于廣東，到廣東的報告文學展示了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還有幾任省委書記那種開放性的思維，再加上鄧小平和江澤民的兩次南巡，就造成了我的這麽一個結論。就是看大珠三角的成就，不應該僅僅將之限定于物質的生産力上面，而更要看到在物質實力上面的宏大的文化精神，和開闊的價值視野。從廣東和香港來看，其源于經濟狀態的時尚文化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像美國的紐約。其精神文化的觀念、精神取向、開拓的經驗，都是在這個地區裏面，與其他地區有所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在中國，如果要製造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夢的話，動感文化的制高點就是大珠三角；精神取向的制高點，也是在大珠三角；開拓經驗的制高點，也是在大珠三角。
正是因爲這樣的一個原因，我們在理論和學術上面，這種文化的滯後的狀態，我覺得才需要急于改變。
黃偉宗：朱崇山爲當代中國三件大事立傳
朱崇山是我們廣東作家裏面，在改革開放時第一個到深圳挂職體驗生活的，而且第一個寫出了反映深圳改革開放的小說《流動的霧》；同時在香港回歸前夕，也是中國第一個寫出反映香港百年滄桑的長篇小說的作家，這部作品叫《風中燈》。當時爲了香港回歸，還有兩部小說，一部是梁鳳儀的《歸航》，還有一部是北京作家寫的。但最早出版的還是朱崇山的《風中燈》。在澳門回歸之前，朱崇山又到澳門體驗生活，幷在回歸前寫出長篇小說《十字門》。 朱崇山的小說反映了當代中國的三件大事，一件是辦特區，一件是香港回歸，—件是澳門回歸。（譚元亨插話：此次到瑞典東方文化中心，他們對中國廣東的文學研究，要求範圍不大但是很嚴謹，入圍的除了洪三泰的“風流時代三部曲”以外，就是朱祟山的《風中燈》，作爲他們研究的對象。）這意味著未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可能會考慮你們兩位啦。
朱崇山是爲中國當代的三件大事立了傳，的確也寫出了香港的百年風雲、澳門四百年的滄桑，所以老朱可以說是非常瞭解、積極參與粵港澳文化交流的。現在我們歡迎老朱發表自己的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