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在執法過程中，追趕小販，屬於粗暴執法；因此致小販受傷，法院判城管嚴重違法，並賠償小販2.7萬元，體現了法律的公正和威嚴。然而，雖然法院在判決書中明確指出“城管見死不救有違社會公德”，但並未就此給予相應的處罰，顯然是一種缺憾。再者，城管見死不救，僅僅是“有違社會公德”嗎？
殊不知，城管見死不救，比粗暴執法更可怕。面對小販受傷倒地，城管執法人員非但不出手施救，反而笑著離開，如此漠視生命的場景，嚴重剌傷了公眾的眼球，也讓城管部門乃至整個社會蒙羞。特別是，這種見死不救的場景，在當今社會時有發生：有人不幸落水了，上百人站在岸上觀看而無人搭救；有人要跳樓自殺，圍觀者非但不想方設法施救，反而“鼓勵”跳樓者“快跳”；馬路上，有人出車禍倒在血泊中，無人救助，任其鮮紅的血液悲愴地流淌……這些醜陋的場景，令人不寒而栗。
如何解決這種以見死不救為標誌的恥辱性的道德困境，是重建道德，還是訴諸法律？不可否認，解決見死不救這個社會問題，僅靠道德的約束和有限的法律責任是遠遠不夠的，惟有施以全面的法律手段，方能懲治這種具有極大社會危害性質的冷漠和失責行為。也就是說，每個公民應當對自己義務範圍內的危險情勢，負有義不容辭的救助義務，這種責任也可以強制提到法律的層面上。
2012年2月22日，患者楊吉全病死在醫院大廳。在其死亡的近3個小時內，先後有9人經過，其中有兩名穿白大褂的人員，但均無人問津。老人的家屬以見死不救為由，將當事醫院及醫生告上了法庭，但因為沒有相關法律規定的支撐，法院判家屬敗訴。同樣，因沒有相關規定，對於城管見死不救行為，法院只能對其進行道德譴責。
然而，連肩負“救死扶傷”、“執法為民”神聖職責的醫院和城管，均暴露出了見死不救這種最為極端的道德惡行，是到了該立法拯救的時候了。因此，立法部門應采納此前人大代表的建議，設立“見危不救和見死不救罪”，立法內容應包括犯罪行為的法律界定和懲治條款等；“見死不救罪”的量罪依據，可以參考造成事情後果的輕重、事情發生時當事人的處置態度等等。（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張西流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