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食鹽專營中的各種弊端，近年來有不少見諸報端，成為讓人極為驚詫的咄咄怪事。比如今年先後在陝西和河南發生的對於跨區使用食鹽進行處罰的事例，使食鹽專營到底有無必要的問題再次成為熱點。
漢朝鹽鐵專營就受到與民爭利批評
我國的食鹽專營，可謂歷史悠久。春秋時期的管仲在齊國就實行“官山海”，主要就是食鹽由官府專營，即官府壟斷食鹽的生產和銷售，謀取巨額的利益。食鹽之所以能夠被官府壟斷而實行專營，主要取決於兩點。第一，食鹽有相對集中的產地，易於控制；第二，食鹽是人類非常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即使官方控制以謀取厚利，人們也無法拒絕而不消費。
漢唐兩朝將食鹽專營發揚光大。漢武帝這位所謂雄才大略的皇帝，窮兵黷武，將節儉的漢文帝和漢景帝留下的積蓄，揮霍得一幹二淨。在巨大的財政困難面前，多方羅掘之時，自然想到了食鹽專營。漢朝的食鹽專營是一種民制、官收、官運、官銷的制度，國家從食鹽中賺取豐厚的壟斷利潤。這種專營制雖然給漢王朝提供巨額的財政收入，滿足了漢武帝的戰爭需要和窮奢極欲的皇家開支，但給老百姓生活帶來嚴重的影響。實行三十年後，漢昭帝就召開了一次鹽鐵會議，召集文學、賢良人士聽取意見。參加會議的文學、賢良們從儒家仁義角度出發，對食鹽專營政策給予嚴厲批評，認為該政策不便百姓，與民爭利。
漢朝圍繞鹽鐵專營的爭論，在今天仍然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那時候提出的一些問題，如國家壟斷與市場競爭問題，藏富於民和與民爭利問題，國家財政收入與人民生活保障問題等等，在今天仍然不過時。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漢朝的食鹽專營後來就取消了。此後一直到唐朝“安史之亂”數百年的時期內，全國性的食鹽專營並無實行。
“安史之亂”嚴重打擊了唐王朝。王朝處於空前財政危機，和漢朝一樣的食鹽專營再次被提上議程。鹽鐵使劉晏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意思是，針對老百姓最急需的東西徵稅，則可以滿足國家財政需要。這是一種極為不道德的稅收理論，它乘人之危，扼人咽喉，強迫人們就範。劉晏的食鹽專營，與漢朝不一樣，是官民制、官收、商銷制度。唐朝牢牢控制貨源，賺取食鹽中最豐厚的壟斷利潤，但食鹽由商人經銷，國家還要徵收高額的鹽稅。劉晏的食鹽專營，是稅利雙收，史載劉晏的鹽稅鹽利提供了王朝一半的財政收入。
劉晏之後，各個朝代都實行食鹽專營直到今天。其間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專營模式，主要模式是國家壟斷貨源，由商人特許經營，嚴刑峻法打擊私鹽。商人經營中，實行過開中法、入中法、引岸制、綱鹽制、票鹽制等。禁止跨區域售鹽的做法就來自清朝的引岸制。從“安史之亂”後的唐朝到鴉片戰爭之前的清朝，鹽稅和鹽利在這些朝代的財政收入中確實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除了田賦之外的最大宗的財政收入，就是鹽稅鹽利。但食鹽專營給百姓用鹽帶來嚴重影響，邊遠之地以及窮苦人往往無錢買鹽而淡食。
食鹽專營理由早已過時
在政府放權、逐步與市場釐清邊界，建立正常的財稅體系的今天，食鹽專營制度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尤其是，現在鹽業管理部門和鹽業專營部門兩塊牌子一路人馬，政企不分，這顯然與市場改革的潮流不相符合。
其實這時候，鹽稅鹽利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地位已經嚴重下降，無足輕重。實行專營的目的已經不是財政收入，其堂皇的理由無非這麼幾點。第一，食鹽關係國計民生，必須由國家控制；第二，食鹽專營承擔著穩定社會的職能。第三，加碘鹽推廣使用後，強化了食鹽專營的理由:如果食鹽不進行專營，就無法推廣加碘鹽。
仔細考察，這三點都不是真正的問題。今天，食鹽的戰略重要性已經大為下降，完全無需由國家專營。至於推廣加碘鹽，國家應該制定標準，加強監管，卻並無必要親自經營。
今天的食鹽專營政策，本質是一種對歷史的路徑依賴。在這種路徑依賴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拒絕改革，也形成惰性的思想觀念拒絕改革。這使得食鹽專營制度雖然弊端重重，卻在各種冠冕堂皇、似是而非的理由中，苟延殘喘。食鹽專營在今天已經毫無必要，市場化改革是必然的出路。（來源：新快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