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欣慰的是，大媽趙春華終於可以回家過年了”，26日，農歷除夕前一天，“天津大媽”趙春華非法持槍案傳來好消息，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法院以非法持有槍支罪改判趙春華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趙春華當庭獲釋。
一起轟動全國的仿真槍案，在中國傳統佳節到來之前以這樣“打折”的方式收尾，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對當事人一家尤其如此。據報道，天津氣球射擊攤案涉案13人，原有8人取保候審，趙春華被判緩刑後被羈押的其他4人也被取保獲釋。
回家過年，作為最傳統的中國信仰與人情，在此刻與現代司法的程序與判例匯在了一起。律師說，“這個判決比一審判決多了一些人情味”，人常說“法律不外乎人情”，人也常說“法不容情”，在這兩句看似矛盾的俗語中間，從古至今一代又一代人辯了很久。歸根究底，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為社會公衆所遵奉和信守，源於法律來自社會生活的道德與規則的自然歸納和底綫認同。
仿真槍案的話題，在全社會引發廣泛討論與爭議，看起來是槍支鑒定標准之爭，本質上也是法律適用與社會共識之間的討論。那些在平常人眼中的玩具“槍形物”，與法律意義上的槍支類犯罪，存在諸多認知錯位。此時此刻，由仿真槍案當事人得以緩刑獲釋，以慰藉家人期盼團圓的心情，也可看到各方司法職守在法律底綫之上的堅持和努力。
什麼時候社會須護持“法不容情”的原則，什麼時候公衆又期待“法亦容情”的寬待，用仿真槍案二審判決書中的表述來說，即“主觀惡性較低，社會危害性較小”。值得強調的是，主觀惡性、悔罪表現、社會危害性等司法標准在刑訴法層面不僅是緩刑的法定要件，也是包括取保候審在內多項強制措施的衡量要素，正如取保候審的法定條件中所言，“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害性”。在天津趙春華案二審階段，辯護律師曾向法院提交取保申請，遭到拒絕。在制度層面，取保候審被拒可能只是口頭告知，而無書面和詳盡的說理，這與新一輪司法改革強調司法說理的目標仍然有差距。社會危害性到底是大還是小，司法判斷應有法定程序作約束，整個司法流程之中，需要更多像庭審階段那樣有嚴格程序約束的環節，除了取保，還有諸如再審決定等，這本身也是“看得見的正義”的內在要求。庭審告別虛化是仍須努力的目標，非庭審程序訴訟化、有法定程序約束同樣是具體的改革目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