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東寧 四川省綿陽市 西南科技大學新聞系學生
一，小心“底薪陷阱”
從今年1月開始，力凱鞋廠技術課課長唐興財每個月只能領到770元的東莞最低薪資標準。月薪從1.2萬元降到770元，唐興財認為，主要是工廠節省成本清退已經簽訂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員工而不想給賠償，“想辦法逼著你走”。(廣州日報4月13日)
有句俗話說：全國的春運看廣東，廣東的春運看廣州；那是因為務工人員的都爭先恐後地湧向廣東。其實隨著經濟的發展，這句話也不全然正確。想想，東莞，一個製造業名城與電子產業的高產區，打工人員的需求量肯定不在廣州之下。大膽的說，東莞已經在人口方面緊緊追趕廣州的步伐了；現在的春運還得看東莞的“貢獻”呢！
“貢獻”？“貢獻”什麼？當然是人口唄！對的，生活在東莞，固然對東莞是比較了解。東莞的外商數量以及工廠數量多得驚人，只要是上下班時間，東莞的街道上基本都是穿著整齊制服的務工人員，一串串的普通話已經完全蓋過了本地語言，已經把東莞“折騰”得不成“原型”了。但他們的貢獻，對東莞以及廣東的經濟發展來說卻是功不可沒。
儼然，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國家在政策上支持著廣東，廣東也就在經濟上支撐著國家，這是互幫互助。但，另人失望的是，近幾年廣東的外資工廠對曾經的“自己人”“互相殘殺”。即使是工廠倒閉、破產，也不能成為拖欠工資的理由。雖然總理的指示讓農民工曾經對即將“流產”的工資看到了希望，但一次次的改正，好像總意味著問題會不斷地出現。
似乎，上面只要有政策，下面總會有對策。這就是廣東，這就是東莞的“經驗”。那這裡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充滿“陷阱”的“罪惡之城”？這我不敢肯定，像過去的事情卻是屢見不鮮。現在是經濟困難時期，企業生存也得“想方設法”，更別說保住每一個員工了；一些廠商、大老板對這般“惡行”更是“閃爍其詞”。這樣看來，只不過政策變了，對策也得相應改變而已。變相的裁員、變相的“破壞”勞動合同更是不在話下。
雖然，從1.2萬元的年薪降到770元的極低薪水，不免有點誇張或是炒作的嫌疑。但仔細想想，這不就是廠家為了不破壞勞動合又要把你裁掉的變相“戲法”嗎？只要員工“識時勢”，給你點補助，你就是“英雄”了；如果還賴著不走，就一直給你低薪，讓在成為東莞生活裡的“狗熊”，永遠都不得翻身。
這般看來，似乎工廠都已經總結出裁員的“經驗”了：只要不破壞已簽定的勞動合同，不管怎麼減薪都只是企業內部的事情，勞動部門的介入也是無濟於事，法律也無可奈何，更別說一個小職員了。即使破壞了合同，工廠也會有“自圓其說”的“能力”，小小的職工也只能是“望錢興嘆”。在東莞，在廣東，有的是務工流，有的是經濟；但不要忘了，中國還有法律、還有勞動合同，如何工作好，如何生活好，只能看如何合理的運用法律保護好自身的權益了。“底薪陷阱”只是其中一個“戲法”，但已經足夠“嗆人”了，足夠挑戰《勞動合同法》的權威了。
小心“底薪”後的陷阱，運用法律保護自身權益才是務工者必須知道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
二，公信力是話語權的前提
2009年春天，歌德學院北京分院提出倡議，號召社會各界“每人捐贈一本1978年以後首次出版的中文新書或者畫册”，以反映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變化。歌德學院北京分院圖書館一位女士對《國際先驅導報》表示，此次捐書活動是為了配合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向德國讀者展示客觀、真實的中國，“消除部分國外人士對中國的誤解。”這位女士可能並不了解，中國國家公關戰略正在醞釀之中。(《國際先驅導報》)
不難發現，中國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成績斐然，而外國對中國的“攻擊”也是接連不斷。不是通過“強勢”的軍事威脅，也不可能是“幼稚”的糖衣炮彈；而是通過更為有效的新聞媒體這個傳聲筒。
“中國威脅論”在最近幾年一直“威脅”著中國的聲譽與發展，這般看來，更像是“威脅中國論”。中國已經在這樣的“威脅論”中“艱難”地前進了許久，但這樣的情況還會持續多久？想想，經濟、政治、文化、軍事以及科技都已經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國，為何總會被小小言論就“擊倒”？沒有了新聞的力量，沒有了話語權，國家的發展就不會有“安寧之日”。
眾所周知，美國是三權分立的國家：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已經共同統治了這個超級大國200多年，但近年來，媒體的話語權卻是新興的第四權力，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強大力量。的確，對一個國家來說，媒體的話語權很重要，語言的功力真的可以左右一個國家的發展。但同時，有話語權，更需要的是話語的公信力；假如沒有了公信力，無論如何拓展話語權，再怎麼霸權也是沒有意義的。
綜觀現今的國際紛爭，許多都是媒體話語不當惹的禍，而沒有話語權的一方更是成了受欺負的“常客”。
看看現在的中國，就是這樣的“常客”。從之前的“3.14”拉薩暴力事件，到火炬傳遞被干擾，再到毒奶粉事件等，2008年的中國頻頻遭遇國際公共危機，另中國人都不免為自己的“懦弱”而抹一把冷汗。終於，似乎受慣“言論欺侮”的中國也開始意識到“危機”了，中國已經全面啟動“國家公關戰略”了，全面的拓展自己的國際話語權，重新塑造國家形象，但這不正是默認了我國在外媒眼中的“不盡人意”嗎？
話語權的確很重要，便公信力更是不可忽視。再怎麼霸權的媒體力量，如果沒有公信力，如果得不到民眾的信賴，這樣的力量也只是形同虛設。中國對外表達的能力總會這樣或是那樣不現程度的受到西方語境的強勁制約；但，這並不代表中國沒有話語權，只是現在的中國媒體與外媒相比，就像是“繈褓”，不懂得如何去行使自己的權力罷了。回想起一年前的5.12大地震，中國政府迅速、準確、透明的報道，以及對外國媒體以及救援隊伍的開放，不正正體現了中國政府的英明以及媒體的話語權的公信力嗎？中國的媒體確實在進步，但不可能大躍進。這樣，國家形象不就重新建立起來了嗎？
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放大“中國聲音”的分貝，增強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假如沒有了媒體公信力，無論“聲音”分貝再高，外界也會充耳不聞。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形象，就是拓展話語權的良策，更是重塑國家形象的最好方法。
三，心靈安慰工作能兒戲嗎
地震發生期間，災區起碼有2000多名心理咨詢師，以至於到了“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會有心理咨詢師答應”的地步。但就像大潮退去一般，這些人陸陸續續地走了，速度快得和他們來時一樣。他們中有人只待了一天，有人留下來一周，時間長的也就堅持了3個月。（中國青年報）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看來，沒有哪句話能夠更形象地反應地震災區的心理咨詢師的現狀了。扎堆地出現，讓災區的受傷的群眾得到了及時的心靈上的安慰，的確，讓我們感覺到心靈的溫暖以及中國人的民族凝聚力；然而，沒過幾個月，他們走得也快，讓災區群眾剛剛堅強起來的心靈再次地受到了“打擊”。
難道這些心理咨詢“專家”認為，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心靈上的創傷能夠如同身體上的傷口一樣迅速地愈合？難道他們認為，振災大流下的心理咨詢工作就是兒戲的幾個月的生活體驗麼？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充其量是“磚家”而已。
地震已經差不多要過去一年了，雖然身體上的傷口基本已經愈合了，但心靈上的後遺症，卻不會這麼快的消失，甚至永遠無法忘記。
想起地震剛剛發生沒幾天，全國各地都舉行了振災獻愛心的活動；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年齡的中國人都不約而同地加入到這個大流中；而心理咨詢這個工作了，也被公認為與搶險、醫療同等重要的援助之一。
看到有心理咨詢經驗的志願者都爭先恐後地要求到災區前線貢獻自己的力量，看到這樣的情況，我真的很感動，也很欣慰；但激情過後，我們又能看到什麼呢？不再是激情高漲的實際行動，而是一番與滿目瘡痍的地震遺址同樣可怕的情景。
為什麼來得那麼整齊，走得也那麼不謀而合，難道這就是平常所說的：英雄所見略同？我們不需要這樣的假英雄、偽英雄，他們的行為只不過是大勢所趨下的一種跟風罷了；然而風向一變，“英雄”也變了，變得那麼“無情”，“無情”地留下了受傷的弱者，讓他們無所適從。
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國人根子底下的隨大流、瞎“攀比”心理還是很嚴重，別人幹什麼，自己也會不自覺地往前跟，跟到哪算哪，這就是大眾文化？別人幹得好，自己要幹得更好，這就是凝聚力？看來，顯然不是。有些人更可惡，就為了圖個名，圖個利，讓自己出出名而已。不知不覺間，使振災援建工作變得那麼兒戲，成為了別有用心者炒作的工具；這不僅僅污辱了真正戰鬥在前線的工作者，更污辱了中國人民的良心。
可悲的中國人，可悲的災區群眾，受傷了，還要變成針板上的刀俎，任人宰割。真的不願再看到這種情況了。
另一方面，中國的法律在心理援助制度方面的空白，也讓這種尷尬情況的出現變得無法控制。只有填補了這法律的空白，才能讓去更好地、更加有效地填補災區人民受傷的心靈啊！
身在災區，心系災區人民。現在沒有什麼比重建家園、填補災區群眾心靈創傷更重要的事情了。想想，大家對援助災區的這片心是真的，但不能因為自己的一時衝動或某些不良動機，就讓災區人民成為大家炒作的工具吧？
不要把心理咨詢工作，不要讓災區群眾受傷的心靈更加的傷，好嗎？將心比心，災區需要我們的安慰，不只是身體上的治療、家園的重建，更是心靈的慰藉。
不要戲弄災區群眾的心，更不要了戲弄自己的良心，那就恢復心理咨詢的工作本該有的真實面目吧！
四，引體向上招致的死亡，該誰負責
近日，一個新疆財經大學研究生蹊蹺死亡的事情( (新財大一男生做引體向上被球門砸死)在亞心網論壇上(《新財大一男生做引體向上被球門砸死新財大一男生做引體向上被球門砸死》和《4月11日新疆財經大學一研究生在學校操場死亡》兩篇帖子)被炒得沸沸揚揚。發帖人稱，4月12日，新疆財經大學發生了一起不幸事件：一位研究生在晚上踢足球，興奮之中拉住球門做引體向上，結果因球門不穩發生意外，這位學生被砸身亡。（亞心網）
近日頻頻出現的高校學生不正常死亡案例，已經讓國民不安的心更次的糾結起來；而這一次“離奇”甚至有點“荒謬”的引體向上招致的死亡案件，更是讓全國所有高校都抹了一把冷汗，擔心著“死神”何時會光顧自己的“地盤”。
高校本是一個教書育人的地方，除了學生多，圖書多，知識豐富以及人才出眾外，想不到的是，近幾年，死亡率竟然不斷的飈升；現在已經成為了高校教育必須狠抓的一個“教學漏洞”。
通觀社會競爭的激烈，就業壓力的加大，大學校園已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大學生當然也就成為了當中壓力最大的一群。一次次的跳樓自殺、殉情自殺以及迫於學業壓力或就業前景的自殺案件，無一不說明現在社會問題的嚴重性，還有大學生心理素質的不夠堅強。這些都是客觀或是主觀因素影響，似乎是無可避免的；然而，沒有想到的是，連體育鍛煉也成為了“高死亡率”的一個“高風險”運動。這個讓人聽起來就有點摸不著頭腦了。
引體向上，本是鍛煉身體的一種很好的體育運動。然而，一不小心，卻被倒下的球門砸死，這的確讓許多人無法接受。對於這麼一位無奈又無辜的研究生，網上討論的聲音日漸激烈，但調侃的聲音似乎遠遠大於為他聲討的聲音。這是為什麼呢？難道已經對這種事情司空見慣了嗎？還是覺得這位研究生的“行為不端”招致的後果應該後果自負呢？這一點無法而知，但，要想杜絕後患，必須從每次的案例中吸取教訓，總結經驗。
面對這樣一個突如其來的死亡，無論是家長、同學、老師及領導都是無法接受的，而對家庭的打擊更可以說是“毀滅性”的。那麼，對於這個案件，到底應該由誰或哪幾方來負責呢？這個問題的已經成為了社會輿論討論、爭執的一個重點。
漸漸地，網上在“風趣”調侃的同時，聲討、抱不平的聲音也日漸巨大。在我看來，學校在這一次事件中應該負主要責任，施工單位負連帶賠償一部分的責任。由於學校建築的施工必須得到學校行政領導的簽字認可後方可動工的，而施工單位的專業知識對於建築的安全性有著最為決定性的作用。就像房屋的建設項目一樣，房子若是隨便就倒了，施工單位絕對要負責。因此，學校行政方與施工方都應該負一定的賠償責任。
而學生一方也應該負一部分責任。因為根據常識，校園內的足球球門是沒有固定支撐點的，位置比較容易變動，倒下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學生的一時“調皮”就可能導致的不可挽回的後果是這次事件中值得一再注意與探討的問題。
反觀這次引體向上招致的死亡，以及一次次的大學校園學生死亡案件，該誰負責？這個問題一直在學校、社會、新聞媒體以及法律界討論不休，但一直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不管怎麼說，有一點是肯定的，學校畢竟是一個學習的地方，而非流言蜚語的一個集散地；大學生自身的“安分守己”才是保護自己的最好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