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智超 台灣省台中市 東海大學政治系學生
去年的10月25日，是所謂“古寧頭大捷”60週年的紀念日，馬英九政府與“中華民國”的“國軍”舉辦了盛大的慶祝活動，來紀念這個導致海峽兩岸分裂60週年，讓台灣民眾無法與祖國大陸一起分享建國60週年榮耀的日子，使做為土生土長台灣人的我感到非常的遺憾，不解為何馬英九政府要學民進黨政府一樣，拋棄紀念意義更為深遠偉大的台灣光復節呢？
兩岸團結的重要日子
對於我們台灣人而言，“古寧頭大捷”的意義僅只不過是在於保衛住了蔣家小王朝的生存與延續而已，這從來不是什麼我們所認同的光榮與驕傲，而且對於很多的白色恐怖受難者而言則是傷痛與悲慘回憶的開始。
更重要的是，國民黨依靠美國的武力保護穩住了自己在台灣的統治之後，反而拉攏過去日本殖民時代擔任皇民與走狗的地主階級起來，幫助他們一同掌控台灣與打壓過去反抗日本的台灣愛國主義者，最終導致了台灣人民對祖國的認同遭到了徹底的切斷，從而使得主張台獨的民進黨能夠在日後坐大，並持續了8年的執政。
反而是台灣光復的這個日子，才是一個真正讓我們台灣人有參與感，而且又深感驕傲的光榮時刻。
這不但是國共合作抵抗侵略者所取得的共同成果，也是海峽兩岸人民攜手團結一致，才締造出來的光榮時刻。
許多有為的台灣青年，出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殖民與壓迫，而前往中國大陸，分別參加了重慶與延安的抗日陣營，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線戰鬥，為祖國的民族解放事業貢獻了一己之力。
這也是為什麼在台灣光復以後，台灣民眾會以“張燈結彩喜洋洋，勝利歌兒大家唱”的心態，來迎接祖國軍隊到來接收的真正原因。
抗戰勝利是哪個黨的貢獻？
今年9月，由於大陸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對日抗戰的勝利是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而勝利的，從而在島內引起了喧然大波，不但許多立場偏藍的歷史學者跳出來攻擊中國大陸“竄改歷史”，台灣的“國防部”乃至於馬英九都公然發言反駁了大陸當局的說法，讓筆者非常憂心兩岸好不容易改善的關係，是否會因為國共兩黨在歷史論述上的不同而走回頭路。
基本上，胡錦濤主席早於2005年就定調了抗日戰爭是在國共合作下才取得勝利的基礎，並承認了國民黨在抗戰初期的正面戰場上之功績，台灣方面的政治人物實在沒有必要因為《人民日報》一個小小社論而大驚小怪。
除此之外，站在一個台灣人的立場上來說，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取得抗戰勝利，乃至於促成台灣光復的歷史貢獻上而言，是遠大於中國國民黨的。
當然，會有許多人指出，參加開羅會議並且提出將台灣與澎湖歸還給中國的領導者，明明就是蔣介石而非毛澤東，這怎麼會是中國共產黨的貢獻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非常簡單，因為我們若讀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文，就知道對日抗戰有分成所謂的“戰略防禦階段”、“戰略相持階段”與“戰略反攻階段”，而國民黨比較積極抗日的階段應該為“戰略防禦階段”，而在“戰略相持階段”以後，蔣介石的抗日態度便轉向消極，甚至還開始默許部分的國軍部隊搞“曲線救國”，配合日軍打擊抗日軍民。
所以，從“戰略相持階段”開始，對日抗戰的領導權實際上已經轉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手中，八路軍、新四軍與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領導的抗日部隊牽制了65%的日軍與95%的偽軍（其中大多數為變節的國軍）。
因此事實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中國戰場上對同盟國做出最大貢獻的武裝力量，當然也是以毛主席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為主。
毛澤東與周恩來這些中國早期的領導人，都是深思熟慮的政治家與戰略家，他們在考量到重慶的國民黨若公然投降日本，將可能導致中國戰場乃至於整個太平洋反法西斯戰爭局勢的不利，從而決定將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面子”禮讓給了蔣介石，從而才使得所謂“中華民國”政府”能夠受邀參加開羅會議（如同孫中山先生禮讓“總統”大位給袁世凱）。
事實上羅斯福總統也是考量到了當年中國人民的武裝，在敵後牽制日軍的光榮作用後，才決定讓中國成為同盟國的“四強”之一，然而若當年沒有那麼多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軍官在敵後前仆後繼的為國犧牲，蔣介石是絕對沒有資格獲邀出席這個國際性會議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不要說收復台灣了，就連成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因為這個原因，當時美軍駐華司令官史迪威曾多次想讓毛澤東取代蔣介石成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領導同盟國在華的陸軍與空軍力量進行對日戰略大反攻，但是卻遭到了赫爾利等反共人士的陰謀破壞，這才是中國正面戰場之“戰略反攻階段”遲遲沒有到來的原因。
不過，毛澤東與朱德仍然指揮八路軍與新四軍的有限力量實現了敵後戰場的戰略反攻，並配合蘇聯紅軍解放了華北與東北，打敗了侵略與蹂躪中國人民長達14年的日本侵略者。
這段屬於全體中華民族的光榮歷史，台灣的政治人物與軍隊領導人應該要虛心接受與承認，而不該再採取現在這種將頭埋在土裡不願意面對歷史的鴕鳥心態。
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光復事業的支持與關愛
根據何池先生的大作《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指導台灣革命研究》之說法，中共早期領袖矍秋白早在20年代起便致力於台灣的光復運動，甚至大量協助在祖國留學的台灣知識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最後成功協助了台灣共產黨的成立，影響了台灣整個抗日運動史的發展。
而許多參加重慶陣線抗日的台灣人，其實也或多或少的得到了共產黨的同情與幫助，包括組織東區服務隊的丘念台先生曾經在延安與毛澤東會商組織群眾運動的相關事宜，李“友邦”先生組織台灣義勇隊時也暗中得到周恩來先生的指導與幫助，都再再顯示了共產黨領導人對台灣同胞的關愛與關懷。
當然，也有如李子秀、朱天順、林如堉與林棟等台灣有志青年直接參加了八路軍與新四軍的抗日武裝力量，使得台灣人民不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中缺席（即便是台獨的理論家史明，也曾經在延安接受過抗日軍政大學的思想洗禮）。
反觀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在20年代與30年代不但協助日本特高捕捉台灣抗日志士，也曾在抗戰爆發初期一度將台灣人民視為日本間諜加以迫害。
台灣首位飛行員謝文達先生在20年代回到中國大陸，希望貢獻自己在航空方面的才能給祖國的抗日事業，不料卻為藍衣社的特務視為漢奸而遭到百般追殺，最後居然是在日本人的保護下才能夠繼續生存下去，最後日本人的一句“是支那人對你們好，還是日本人對你們好”的話，讓這位高度具備民族意識的台灣人聽了當場因倍感羞辱而淚流滿面。
等到台灣光復後，國民黨又基於反共政策對有民族意識的台灣人民進行鎮壓與屠殺，不但李“友邦”被槍斃於馬場盯，就連曾經在滇緬戰場為國民政府軍隊效力的林正亨也命喪蔣家王朝的槍口之下，讓人看了實在是百感交集。
所以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光復所付出的貢獻與辛勞，其實都是比國民黨還要大的，然而正也是因為所謂的“古寧頭大捷”，而讓台灣人民無法認識到這些正確的歷史。
因此，我認為愛國的台灣人，都應該重新接受這些真正的歷史教育，而馬英九這些人也應該要放棄過去國民黨所強制灌輸的反共教育與包袱，如此一來才能真正紀念台灣光復節的歷史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