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為人謙遜，頗有儒將風範，他不喜張揚，不會主動和子女講起過去的事。”徐蓉蘭這樣評價他的父親。
徐煥升的大女婿王大森也說，“我們問他，他也不多言。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
徐煥升的謙和有禮，不僅家人常念在心，他的戰友亦交口稱讚。老戰友曾回憶，合影留念時，請他在第一排中間位置，他一次次辭謝，堅持坐或站旁邊、後排。
“堂兄從不提他當年的壯舉，為官低調而清廉。”徐煥升的堂弟、現已90多歲的徐方說，當年他曾投奔過任空軍第一聯隊司令的徐煥升。原以為堂兄當上了司令，住的是豪華宅邸，哪知只是臨時的公房，不起眼的房屋、平常不過的家具，吃的也都是飯堂的家常便飯。
僚屬、親朋敬佩之餘，用“只有成熟的稻穗是低垂的”讚揚徐煥升。當年由他安排先行轉移的軍官，仍感念其“戰必爭先，退必居後”之高尚風格，贊他足為“現代軍人效法之楷模”。
緘默、低調，掩不住當年的豪情與壯舉。“戰必爭先”要從徐煥升的主動請纓說起。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武漢成為國民政府的政治軍事中心和作戰物資主要集散地。日本空軍加緊對武漢實施空襲和轟炸，並到處狂轟濫炸，整個中國大地硝煙一片。
《大公報》 曾這樣寫道：“敵派飛機到我後方各處，對我無防禦城市之人民，任意轟炸，破壞文化機關，殘殺我醫院之病人，我全國上下人士，莫不切齒痛恨。”
當時，有人主張派飛機去轟炸日本，以血還血；有人認為不能冒險行動，中國空軍314架作戰飛機，經淞滬會戰、南京戰役已損失慘重。
1938年3月，匯集各方意見後，蔣介石制定《空軍對敵國內地襲擊計劃》，決定在5月中旬派空軍突襲日本，但不投炸彈而擲紙彈，即“散發傳單”。
“當時中國的空軍力量太弱，投放傳單揭露日軍侵華暴行，以喚起日本民眾反戰的覺悟，這在其本土造成的影響會比少量炸彈更大，也顯示我中華民族不濫殺無辜之德威。”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瞿駿認為，紙彈轟炸戰略是改軍事戰為輿論戰，意在用人道主義回應日本的侵略，以贏取世界各國的聲援，故稱“人道遠征”。
彼時，情勢對我方並不利。瞿駿分析說，日本本土防空戒備森嚴，部署了大量戰鬥機和地面防空部隊。而中國空軍裝備的飛機中航程最遠的也不足1000公里，又無合適的戰鬥機給轟炸機進行護航，“這樣去日本執行空襲任務，等於‘赤手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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