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妥善地把握好兩岸政治對話的節奏，推動兩岸政治對話進程的發展與穩定，筆者針對性地試提以下四點建議：
第一，公權力問題應當成為開啟兩岸政治對話進程的切入點，作為兩岸政治對話的第一步。前文已述，兩岸政治對話進程要遵循“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原則。相對於主權及定位問題而言，公權力問題比較容易談攏，適合先行探討對話，作為開啟兩岸政治對話進程的切入點。兩岸對公權力問題進行對話，目的是為兩岸同胞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安全、通訊、秩序等），以維護他們的切身利益。公權力的行使可分為行政性事務和政治性事務兩個層次。在低階的行政層面的問題上，兩岸民意支持大、政治分歧小，即便有干擾因素，也可巧妙地進行規避。因此，兩岸政治協商可先從行政層面的問題入手，逐步向高階的政治議題過渡。目前，兩岸已通過兩會在金融合作、打擊犯罪、兩岸三通、食品安全等方面達成諸多協議。這些成果維護了兩岸人民的利益，增進了兩岸互信。為了推動政治對話，兩岸可開拓更多合作領域，簽署更多合作協議。而隨著公權力協議數量的增多、內容的擴展及深入，兩岸勢必會累積互信，為推動政治對話進程打下良好的基礎。
第二，台灣當局在台澎金馬地區擁有的治權應當得到承認，作為推動兩岸政治對話進程的驅動力。台灣當局在台澎金馬地區擁有和實施著治權，或者叫管轄權，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也是一種既有的存量。在過去很長時間，由於政治對立，這樣的事實並未得到承認。近年來，兩岸關係有了很大發展，例如兩岸簽署19項協議，兩會舉行了多次會談，台灣當局公權力部門的官員也走到談判桌了；因此，通過政治對話，通過簽訂協議等方式，對其公權力予以承認，對其治權予以承認，既可以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解決實際問題，又可以表明對政治對話的誠意，進一步推動兩岸政治對話進程，還可以由此產生解決政治議題、推進雙方整合的具體方案。
第三，兩岸政治對話進程中應當積極尋找能夠實現對接的紐帶，“憲法一中”可作參考。推動兩岸政治對話進程，總要找到雙方能夠良性互動、實現法理與政策對接的紐帶。台灣當局曾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視為“叛亂團體”、“對等政治實體”和“另一個國家”。就大陸對台政策而言，“中華民國”的定位問題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在這方面，大陸需要找到能夠與對方政策對接的表述。從國內法的角度來看，兩岸可以以“憲法一中”的原則處理相互關係。因為大陸《憲法》中規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即在法理上確定，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遍及包括台灣在內的整個中國。大陸認定的“九二共識”，也是兩岸各自口頭表述的“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而按照台灣地區的“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的主權遍及包括外蒙古在內的整個中國地區，之後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文”則明確“台澎金馬”地區為“中華民國之自由地區”，但依然承認中國的主權，台灣地區是中國的一個部分。這樣，將台灣方面的“憲法”作為憲制性文件加以認可，既可以使“憲法一中”在島內獲得合法性地位，擁有完整和權威的法源，從而使其大陸政策能夠建立在“一中框架”的基礎上，又可以使其能夠成為與我一中原則對接的法律性基點。從總體上看，兩岸的“憲法一中”不是主權的分裂，不是對中國的主權統一抱有異議，而僅僅是在政權的代表性上有分歧。以“憲法一中”作為國內法的對接，既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動搖，又能充分照顧到“特殊情況下”，能顧慮到台灣民眾的切身考慮，並為“合情合理安排”找到現實路徑。在某種意義上講，“一國兩憲”在島內體現的是“憲法一中”，在兩岸間體現的是“一中框架”和“兩岸同屬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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