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務機關就像任何國家一樣，是社會穩定的重大力量，也因此一直贏得相當的尊敬。民主化後台灣公務機關在公權力中得到的肯定也最高。但它的問題是，它仍然以管理為主要使命，而忽略要與時推進，不斷創新，讓國家因應民主化及全球化的快速變化。我們的公務員雖然人才濟濟，但平時案牘勞形，本就不易創新。而公務機關的管理取向又讓它特別不重視研發。大多數機關根本沒有自己的研發部門，也沒有外建的智庫，有研究部門的多半聊備一格，常常透過所謂的委託研究來吸取外界觀點。據了解，某部會首長最近詢問在座部屬，“誰曾經把任何委託研究報告從頭看到尾”，結果竟然沒有人舉手。相對地，南韓政府廿四個部會，每個都有好幾個外建智庫(如外交通商部有四個，國防部有三個，統一院有兩個)承擔研究政策議題，檢討新舊法案，對民間及國外溝通，與其他智庫交流等等功能。我國行政部門不重視研發，就表示這些創新與接軌的重大功能多半落空。
民主化前，公務人員只要奉公守法，服從命令，就可平安度日。民主化後，他們發現立法院、監察院、檢、警、調隨時都可能找麻煩。據悉有個重要部會曾經高達四十幾位官員同時接受各種調查。不僅如此，旁邊還有虎視眈眈的媒體及在野黨不時出擊，讓他們手忙腳亂。此外，政黨惡鬥也讓公務人員心生畏懼，深怕不小心遭到池魚之殃。
筆者近十幾年曾經兩次進出行政機關，深感它的老舊體質及惡質化的公領域，讓現在各級奉公守法的公務人員比第一次政黨輪替前更加奉行“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本來應為民興利的公務人員現在首先想到的常常是如何自保，尤其主管人事與會計者更是如此。這樣做儘管無可厚非，但如果遇到特別膽小者，嚴格要求“只有法規許可才可以做”，而不是“只要法規沒有禁止就可以做”，拿掉了所有的灰色地帶，很多事就變得寸步難行。此時如果相關法規恰好又是前述不合時宜且遲遲未能修改的陳年舊規，民間被綁得更死。
能夠推動這些公務員前進，並在灰色地帶營造興革空間的是政務官。但政務官在我國制度中一向人數極少。即使在“行政院”組織改造後，多數部會只有一正二副首長三人，少數（如陸委會）有四人。這在威權時期不是問題，但在民主時期要靠這幾個人推動整個機器前進，就非常困難。更何況政務官能夠動員及激勵部屬的手段其實極其有限。他們對積極能幹有貢獻的同仁，少有獎勵的方法；對消極敷衍不做事的同仁，少有處罰的手段，甚至考績不得不照給甲等。此外，我國文官制度分官設職，鮮有彈性。許多國家依任務輕重，授權主管可以暫時彈性編組，讓較不忙的單位支援吃緊的單位。但在我國經常看到忙的單位或人永遠在忙，還不一定有獎勵，而閒的單位或人永遠在閒，還照領同等薪水。這些限制讓政務官或執政黨很難依照新的執政理念推動政務。新官與舊人經過一陣磨合，最後常常回歸舊軌，大家“相親相愛，白頭偕老”。只是國家競爭力又折損許多。
政務官來源的問題更大。為了防弊，民主化後的台灣針對政務官添加了很多新的設計。新的政務官，一要公布財產；二要自認過得了“立法院”的“十八銅人陣”；三要不怕媒體的聲光熱；四要接受相對偏低的待遇；五要忍耐自己及親屬在兩岸交往上的限制；六要接受卸任後的旋轉門。單純基於防弊考量，這六道門檻每個都有絕對的道理。但疊在一起，就讓我們政務官的成分與其他民主國家大不相同。別的國家政務官絕大多數來自民間各行各業，無論社會聲望、管理經驗、創新能力都屬佼佼者。但台灣的社會菁英面對這六大門檻，絕大多數望而卻步。最後只剩本來就在火坑的資深文官（約佔馬政府的一半），本來就不在乎待遇、不在意批評、又略有理想主義的學者（約四分之一），以及極少數的社會菁英願意跳火坑。前兩者在戒嚴時期一直是政務官主力。換句話說，我國的民主化並沒有讓民間人才大量注入政府，反而讓政務官更難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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