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官不聊生”的原因之一是大眾媒體。在我國民主化的過程中，媒體曾經扮演非常重要且正面的角色，可說功不可沒。但演變至今，媒體已經不是一般民主國家的“第四權”，而根本就是“第一權”。曾有媒體高層私下說，“任何政策，不管做得多或少，如果沒有媒體報導，就等於沒做”。如所週知，陳前“總統”與馬“總統”都高度重視媒體效應。包括“總統府”在內的政府機關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集會研討當天及前一天的媒體報導。各級首長花在回應媒體(包括撰寫新聞稿)的時間多得超乎一般想像。“立法委員”的每一個動作也都先考量它的媒體效果。此外，媒體的民意調查也是威力無窮，因為它對政策或人事的衝擊常常不是“散彈槍式”，而是“狙擊槍式”。當然，生產及解釋民調的人也就走路有風。這些情形讓媒體不再只是“觀察者”，而是“參與者”。任何政壇人士都要小心拿捏他與媒體的相處分寸。善舞者因此如魚得水；拘謹者避之唯恐不及；至於那些業務不適合常與媒體互動的單位就只好經常滿嘴黃蓮，有苦說不出。
十幾年下來，今天台灣媒體已經走到評論家王健壯所說“極端化、民粹化、弱智化”的地步。這顯示我們的“自由化”可能已經破頂。它的反效果甚至衝擊到媒體本身。媒體之間的相互攻訐，媒體與社會團體的紛爭，以及媒體財務吃緊，都時有所聞。為求競爭，它們更走偏鋒，更譁眾取寵，形成另一個惡性循環。最大的倒楣鬼當然還是民主化初期媒體一再高呼有“知的權利”的民眾。
政黨在其他民主先進國家，可以破也可以立，可能競爭也可能合作。但在民主化後的台灣，好像只有破、沒有立，只有競爭、沒有合作。國民黨與民進黨都是如此。這就讓台灣永遠有將近一半的人在扯後腿，國家社會如何進步？不管藍緑分裂的社會根源及歷史情結多麼言之成理，放在台灣本錢雄厚的時期，還勉強可以理解；但放在台灣處境日益艱困的今天，卻不可原諒。這個分裂已讓台灣的政治徹底拖垮經濟；讓台灣不能扭轉內部人才與資金流失的困局；不能有效因應美國及歐債的危機。也讓台灣完全沒有面臨中國大陸及亞太新局的準備。
再仔細的看，兩黨分裂至此地步更加不可原諒，因為它們之間的政策差異，與歐美國家的左右意識形態、宗教、種族、經濟主張差異相比，其實非常之小。在今年“總統”大選前，也就是不知鹿死誰手時，“台北論壇”已經邀集了十幾位不同黨派的學者，其中一半曾任李、陳或馬政府的政務官。他們分別針對經濟、兩岸、外交、國防等四大議題進行好幾個月的腦力激盪，並提出政策建言。其中最重要的共識就是：跨黨派合作是當前救台灣的最大要務。此外，朝野對“外交”、“國防”、及經濟政策的看法其實共識超高。即使對大陸政策的歧見也十分有限，而且多半集中在統獨問題上，甚至可以說只是“統獨的想像”上。經過十幾年的大幅震盪及五次大選，台灣內部主流民意始終堅持“維持現狀”，而不是“台灣獨立”，而對岸也持續強調“和平發展”，而不是“和平統一”。換句話說，短期內統獨都不是雙方可行的選項。既如此，兩大黨領導階層今天居然允許這個未來的、帶點宗教信仰意味的統獨爭議繼續綁架我國當前的、而且影響許多民眾現實生活的大陸政策，並讓它滲透到爭議極小的其他政策領域，甚至造成全國性的分裂僵局而不惜，其中政黨與政治人物自私的權力考量著實耐人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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