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家總統的權力當然遠不如獨裁者，因為它既分散，又被制衡，所以政績固然不能獨享，責任也不必單挑。換句話說，今天台灣民主政治的病態，包括“自由化有餘。制度化不足”的成因以及“治理不善”的結果，“總統”之外的上述五個公權力機關都有不容迴避的責任。但不可諱言，“總統”推動“制度化”的權力仍然相對較大，因為除了媒體之外，他可以直接領導其中的政務官、事務官及自己的政黨，同時間接影響“立法院”。今天既然前述五個公權力各有重大缺失，還相互掣肘，放眼全國，最有資格也最有能力打破現有死結的還是只有“總統”。
可惜在民主化後的“中華民國”，我們看到最被期待替台灣進行內部民主轉型的“總統”，全力衝擊他最不擅長的兩岸及外交領域；另一位最被期待替台灣建立外部宏觀的穩定環境的“總統”，卻長期深陷“國內”微觀事務的泥淖中。他們背後看不見的恐怕都是“自由化”破頂以後產生的民粹力量---以及他們自甘被綁架甚至主動迎合民粹的政治動機。既如此，“治理”當然亂了章法，經濟當然停滯，民怨當然排山倒海。如果未來幾年“我國”制度仍然封閉如昔，僵硬如昔，任何當“總統”的人再戮力從公，也不過是“籠裡的松鼠”，跑了半天，仍在原地。
筆者以為，台灣目前的頹勢已經不是個別政策的修修補補可以挽救，因為台灣現在的病源存在於更深層的制度，而且是在生產所有公共政策的六大公權力機關。所以台灣今天應該像九0年代末期的南韓一樣進行大規模的全面翻修。
同樣有威權背景的台韓在九0年代初並列亞洲四小龍，還同時經歷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轉型。但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重創韓國經濟，不僅逼迫首爾向國際貨幣基金求救，民間還捐出金飾共濟時艱。韓國痛定思痛，開始大幅翻修國內體制，一方面全力整頓銀行體系，強迫財團進行結構改造，一方面通過許多重大法案，全面革新政府體系。更重要的是，這些改革並沒有因為政黨輪替而中斷。短短十年，韓國不但重整旗鼓，而且後來居上，躍居國際能見度極高的中等國家。
同時期的台灣沒有經歷類似南韓的醍醐灌頂，所以不曾具有它的政府、政黨、與人民一致而強烈的危機意識。在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強大壓力下，李陳馬政府又刻意專注於“自由化”以突顯台灣民主的優越性，相對就更忽略了制度變革的關鍵性。
延宕至今，全面翻修現在的拼裝車已有絕對的迫切性與必要性。國內，台灣的政治紛亂與經濟停滯已經長達十年以上。眼下經濟成長的三個火車頭(國內外投資、出口、消費)幾乎全已熄火或正在熄火。許多國人對大環境的悲觀幾乎已到“無言”的程度。國外，美國與中國大陸都在進行權力的新舊交替。兩強對彼此關係、對各自的對台政策很快都會有新的思考。同時民族主義浪潮正席捲東北亞及東南亞，而且已經點燃了好幾處的主權領土紛爭。台海雖然至今未成風暴中心，但不可能長期置身事外。如果我們只滿足於“愛台灣”的口號，或繼續勇於內鬥，怯於因應，恐怕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被徹底邊緣化，甚至變成民主化的負面教材。
這個大翻修牽涉前述六大公權力機關，一個都不能少。“總統”當然要發揮只有他才擁有的權力，從他的獨特高度，推動制度性改弦更張；讓更多社會菁英願意進政府為民服務；讓政務官能夠且敢於領導、敢於創新、敢於為政策辯護；讓事務官能夠免於恐懼，主動積極為民興利。“立法院”必須進行全面改造，自己重生，也通過大量立法幫助台灣脫胎換骨、再創繁榮。媒體也應自覺，並切實負起任何文明社會內任何有權力的人或機關都應有的社會責任。政黨更應檢討自己對台灣長期發展，甚至存亡的重責大任。筆者相信，這個工程雖然極其龐大而艱難，但只要任何機關啟動，民眾信心就會逐漸恢復，一方面直接刺激投資、出口、消費等三個火車頭，一方面在六大機關間相互刺激，形成良性循環。
當然台灣也可以選擇逃避，繼續安於現狀，得過且過，一面自豪台灣的自由與美麗，一面相互指責自私與無能。鄰近的日本也與台灣一樣沒有危機感，所以連續二十多年的經濟低迷及社會老化，仍然凝聚不出足夠能量促使政治領導大幅革新。但台灣終究不是日本。台灣沒有日本雄厚的經濟與科技基礎，也沒有堅定不移的美日同盟。它能不能再停滯十年，老化十年，而仍然安定繁榮，恐怕大有疑問。
關鍵時刻，必須做關鍵的事。現在應該是有公權力的人做關鍵選擇的時刻。他們的選擇將決定台灣的未來。
（作為為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台北論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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