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 戰
宣誓儀式結束，葉國謙已經很疲憊了。但他還不能休息。臨時立法會在淩晨2點45分召開了回歸後的第一次會議。60名議員和包括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律政司司長梁愛詩的18位特區政府高官在會展中心201會議室集合。此前，臨時立法會受港英當局的阻撓而長期只能在深圳開展籌備工作。
葉國謙說：“回歸前後，政府不能有法律上的真空，一分鐘都不可以。所以我們必須開會。辯論和通過《回歸法》。”
“當時會議不在位於中環的立法會開，是(回歸後)歷史上唯一的一次，這樣最大程度的節省時間。”葉國謙說。另一個原因是，反對派那晚一直佔據著立法會大樓，進行另一場不直接交鋒的暗戰，他們沒有坐上進入特區政府立法會的“直通車”，走的時候還叫囂著說，“我們會回來的！”
在某種意義上，香港的民主政治在那天晚上就拉開了序幕。
對此，臨時立法會警告說，凡是在香港回歸之夜“製造事端”的人將受到警方的逮捕。
6月30日至7月1日，是香港員警歷史上最繁忙的日子。為做好香港歷史上最重要的保安工作，有2200名各類警員組成的精銳隊伍在會展中心新翼現場執行任務。
同時，員警也在忙著更換原來印有英國王家標誌的制服。香港警隊的警徽上的英王王冠，被紫荊花替代，“香港皇家員警”字樣也改為“香港員警”。硬幣上的英王頭像已為紫荊花代替，而紙幣上戴王冠的獅子和獨角馬等帶有濃厚殖民色彩的圖案也被取消。
在員警們緊張忙碌的時候，一群香港文藝青年跑到蘭桂坊酒吧街去搞了一則行為藝術，主辦者之一就是日後的鳳凰衛視的名嘴梁文道。他們到處貼“同胞勿近”的告示。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中，左派在港九各處鬧市放置真假炸彈。炸彈上多數以大字寫有“同胞勿近”。
“在那個晚上搞這事主要想表達雙重意思，一個是恐懼同胞要來接收香港了，另一個是告訴老外，我們回歸了，你們不能亂來了。”梁文道回憶說。
“歷來政權交接，城頭變換大王旗總是要流血的，但那天晚上幾乎沒有。”他說，那個晚上，幾個外國人在蘭桂坊喝醉酒打架鬧事是交接過程中流的僅有的幾滴血。
莫說青山多障礙
對於大部分香港市民來說，回歸前夜盛大的煙花匯演，沖淡了他們對權力交接的關注。
觀看煙火的絕佳地點是位於中環的香港會。這個有著百年歷史的私人會所，是昔日英國貴族娛樂和社交的場所，曾不准中國人進入，而此刻，本地名流已是這裏的主角。
因為下雨和煙火的熱氣，香港會面對維多利亞港的玻璃窗變得灰濛濛，一如當時全球媒體對香港前景的面目模糊的描繪。
著名藝人汪明荃則是在下榻的離會展中心不遠的一家酒店房間透過落地窗欣賞這場煙火。第二天早上，她要主持特區政府的回歸慶典。
汪明荃這晚的最大遺憾是，鄧小平沒有能夠置身這場煙火慶典中。
汪明荃第一次見到鄧小平是1984年12月19日。作為香港百人觀禮團的成員，她在人民大會堂見證了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和中國政府領導人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
當年鄧小平授意邀請的香港十二人青年才俊團成員也多成為落座于會展中心的政界顯達。李鵬飛、何承天和周梁淑怡在上世紀90年代組成自由党，李柱銘成立了民主黨，沒有利用好赴京機會學習普通話的李國能則成為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鄧小平當年親自接見的鐘士元也成為輔助董建華上臺的功勳，並擔任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
回歸慶典後，身著白色旗袍的汪明荃興奮地和嘉賓們合影留念。一些內地領導都說喜歡聽汪明荃的歌，有的還能唱出她的成名曲《萬水千山總是情》：莫說青山多障礙……
這個時刻，這首歌，顯得尤其意味深長。
重 挫
儘管透過灣仔中怡大廈13樓辦公室的窗戶就能俯瞰到會展中心，但廖偉強那個晚上沒有心思去關注會展中心上空的煙花。
對於他，這個晚上，跟此前的每一晚沒有區別，主題都是加班。作為知名房地產企業“利嘉閣”的老闆，1997年加班的每一分鐘都意味著多一疊鈔票。 從1985年房地產市場復蘇算起，到1997年時房價已上升了10倍。那是房地產的黃金時代。
港人不但熱衷炒樓，還炒籌(樓號)，舞小姐、員警、黑社會，甚至連和尚都找廖偉強和他的同行們問詢迷津，“那一年，即便是一個小公司，也很輕鬆的就能賺幾個億”。
然而，慶典的煙火還未散去，香港還在歌舞昇平中，回歸的第二天，泰國政府宣佈泰銖自由浮動開始，一場覆蓋亞太區域的金融風暴已經像草叢中的惡虎一樣埋伏在香港的周遭。這一點，廖偉強沒有料到，可能董建華和曾蔭權，甚至中央政府，都不曾料到。
1998年8月，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金融投機家排山倒海般向香港撲來，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突然出手了。香港政府共動用1180億港元外匯基金入市，給國際炒家以致命一擊。
金融風暴沒有衝垮港幣，但房地產市場經不住老虎的輕輕一撲，房價就像從懸崖上自由落體那樣跌落，股市也是一樣的命運。
廖偉強的同事林松偉遭遇的是雙重打擊。除了行業不景氣，他回歸前在黃埔花園買的一套房也大跌。
“750平方英尺的房子，670萬買的，1998年的時候掉到338萬，2000年時更跌到190萬。”林松偉說，樓市越下跌買房的人越少，入不敷出，最後他只好把房子賣掉。
不只是房子，5萬多的勞力士在澳門賣了，1998年兒子出生後把原來開的賓士車也賣了，當時眼淚都掉下來。陳松偉苦笑說，當時除了老婆沒賣，能賣的都賣了。
過去那套房子就像是一個墳墓一樣被林松偉埋葬起來，再也不去祭奠——“能夠活下去的惟一辦法就是不管虧多少也要把它賣掉，後來就一直租房子住，否則你每天面對著那四堵貶值的牆，你走不出這個陰影。”
從1997年到2002年的5年時間裏，香港房地產和股市總市值共損失約8萬億港元，香港平均每位業主損失267萬港元，有十多萬人像林松偉一樣由百萬“富翁”一夜之間變成了百萬“負翁”。林松偉還接連聽說經他手買了房子的客戶自殺的消息。
這個階段，鄭經翰在節目裏傾聽負資產人士的心聲，鼓勵他們面對現實，解決困難。節目之後，他甚至幫他們去跟銀行談判，搞債務重整，並發起成立負資產再生組織。“我當時就相信香港經濟總有一天會恢復活力，負資產會變成正資產。”鄭說。
在這10年中做過記者和學者的王健民對此帶有自己的觀察：在某種意義上，香港完成了另一種“回歸”。“原來是飄在虛幻的空中，漂浮在殖民時期營造的一種虛幻的繁榮中，香港人忙於炒樓和炒股，覺得自己最了不起，天該自己賺錢，腳踏實地的香港精神異化了。如果金融風暴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它幫助香港人從虛幻的空中回歸大地。”
梁文道回憶說，1997前香港人以為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可是世界上沒有任何只漲不跌的樓市，金融風暴對香港來說是個很大的打擊，打擊引發人們對過去的整個價值觀進行反思，反思是否還應該保留殖民地狀態，文化上、政治上反對過去的主流意識的浪潮都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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