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念的反思
由於香港回歸不是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因此回歸後香港經歷了“不變”、“怕變”和“反變”的歷程，社會趨於保守。
極力宣導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干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密爾頓•弗裏德曼曾說過，如果你想知道什麼是自由放任經濟，那就去香港。他認為，香港的奇跡就是自由放任經濟的成功。
自由放任經濟在香港對應的詞是“積極不干預政策”。1961年上任的財政司司長郭伯偉是首位提出“自由放任”政策的官員。其繼任者麥理浩政府的財政司司長夏鼎基對有關主張加以系統整理，正式定名“積極不干預”政策。
去年9月18日，香港特首曾蔭權在剛閉幕的“十一五”經濟高峰會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香港政府向來所持理念都是“大市場、小政府”，但他首次說明：“積極不干預政策早已不是政府的施政藍圖。”
一石激起千層浪。93歲的弗裏德曼在《華爾街日報》撰文《香港錯了》。隨後香港行政會議的幾位成員又相繼撰文反擊，香港一下子陷入“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意識形態爭論之中。
很多香港學者指出，正是由於以往港府把“積極不干預”政策教條化，政府沒能像韓國、新加坡和臺灣那樣出臺適宜的產業引導政策，導致香港製造業錯失升級換代的機會。當這些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產業轉移到內地以後，香港的產業陡然空洞。
更何況，當年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夏鼎基，其頂頭上司正是在殖民地香港第一次建立基本福利體系、推行善治的港督麥理浩。在他主政的11年裏，麥理浩政府推動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公屋建設、政府全資興建地鐵，這些與“積極不干預”政策恰恰是背道而馳的。
總的來說，“積極不干預”之爭，正是香港“變與不變”這種矛盾心態的寫照。
在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張炳良看來，由於香港回歸不是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因此回歸後香港沒有像其他那些進行反殖民化鬥爭而獲得獨立的國家一樣銳意改革，而是經歷了“不變”、“怕變”和“反變”的歷程，社會趨於保守。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呂大樂認為，“已到中年的香港需要運動”。而七八十年代的黃金十年則是香港意氣風發、機會均等的青春期。
陳冠中就屬於那些1970年代投身社會、1980年代成功上位的鍍金一代。這位《我這一代香港人》的作者認為，回歸後香港所遭遇到的結構性矛盾這個果，其實是他們這一代人種下的因：那時大家都只顧著從飆升的房價股價中發財，誰還理會製造業空洞化、資源投在非生產性的建設、競爭力消失、房價比新加坡高三倍、大陸在改變、地緣優勢在磨滅、熱錢靠不住？一個亞洲金融風暴，這些問題全都出來了，可是已積重難返。
不過，陳冠中十分看好香港的下一個十年。到時，香港人可能個個都是民主派，個個都親中，香港將進入“光榮年代”。
中年香港 另一種活力
昔日香港的地產大王，今天卻跟內地基金經理一樣，夢想成為新的巴菲特。“對他們來說，自己的夢消失了，但還可以做別人的夢，比如中國。”
亞洲金融危機改寫了香港的財富結構，當大陸成為主要的財富之源時，一些人成為新貴，一些人向下跌落，還有一些人被拋棄。面對中年尷尬，香港社會正在試圖尋求新的活力
財富之源
6月18日，一個普普通通的週一早晨。陽光從陰霾中透出，打在匆匆走向地鐵的上班族臉上，帶來一陣雨後的清新。
地鐵內的電視新聞中，正轉播著行政長官曾蔭權剛剛發表的“香港家書”。對於過去的10年感受，這位特首以“悲喜交集”來形容。
在經歷了七八十年代的“狂飆突進”、八九十年代的彷徨尋找之後，香港在過去的10年裏，經歷了金融風暴和SARS為代表的6年低谷，以及從2003年開始的經濟復蘇。
“金融風暴實際上是一種財富再分配的過程。”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表示。
在樓市和股市“泡沫”相繼破滅的過程中，本土投資者的財富大幅縮水，中產階層深陷“負資產”的噩夢之中；與此同時，一批赴中國內地投資的企業主，在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財富。
他們與未被“炒風”捲入的部分中產階級，以及活躍于金融投資界的大陸背景“海歸精英”們一起，成為香港經濟中的“新富”階層。
在這次財富分化的背後，是中國經濟崛起無所不在的身影：在中環金融區，黑頭發和黃皮膚正取代歐美面孔，成為真正的“主角”；在香港聯交所，十年前被外資和本土公司所壟斷的成交量前10大上市公司，幾乎全部被中資企業所取代；普通話也成為從中環大廈到香港地鐵的“標準工作語言”。
中資企業赴港上市、自由行、CEPA等一系列政策，正在使香港前所未有地與中國融為一體。“我的兩個碩士生都來自內地。”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教授梁耀堅說，其中一位還沒畢業就已經被渣打銀行聘用了。
“對我們這種人來說，香港這麼好的條件，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在1990年代初便赴港定居的匯金金融集團主席胡野碧說道。就在今年年初，他收購了一家香港上市的內地公司，重組後股價上漲了15倍。
但中國這個新的“財富之源”所帶來的機會，並未惠及香港的每一個階層。
就在離中環金融中心區不到一公里，位於半山的鴨巴甸街旁，擔任了21年中環區民選議員的阮品強向記者講述了他眼中中環的變化。
“我剛當議員的時候，這裏還是一個安靜、平和的漁村，”坐在狹窄得幾乎不能轉身的辦公室裏，阮議員指著金融中心的方向，“那裏還是一片海。”阮自己是一位元退休不久的中學音樂老師，區議員只是他的“兼職”。
此後十多年中，中環金融區的崛起與半山中的居民區，就像處於不同時空的兩個世界，過著互不干涉的生活。中環的炫目財富，並未擾亂原住民的寧靜——直到近幾年，以中環精英為顧客群的蘭桂坊(著名酒吧區)，開始擴張到鴨巴甸附近，引來了居民們的不斷投訴。“我們每年都向政府反映，但是也沒有辦法。”
對於另一些因受制度或其他因素限制而不那麼具有流動性的職業人士而言，“中國機會”也像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餡餅”。
香港的醫生可以獨立執業，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呂大樂說，但他們若要到內地執業，不僅需要2000萬資本金，而且要掛靠內地醫療機構，“誰會這樣做？”
對於這部分專業人士而言，與金融新貴們相比，他們的中產階級地位在向下跌落， “大陸有機會，我們沒機會”，成了他們的口頭禪。
黃金時代
在呂大樂看來，“機會”是比“財富”更加值得關注的一個概念。“只從基尼係數上看，香港人的收入差距與10年前相差不大，但心態卻已經完全不同了。”
據香港統計署最新資料顯示，香港居民1996年與2006年的平均收入大致相當，基尼係數則從0.518略升至0.533。加上稅收及福利轉移後分別為0.466和0.475。
“這說明香港的福利好了，但是機會也少了。” 1977年大學畢業的呂大樂笑稱，自己趕上了1976—1985這10年香港發展的“黃金時代”。
同樣懷念這個“黃金時代”的還有自稱“提前退休”的朱先生。今年49歲的朱先生1970年代末從大陸來到香港定居，做過建築工人，當過酒店廚師，“當時的生活條件真不能說，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60平方米的出租屋裏能塞進二三十個床位，疊起四五層高。”
但在那個時代裏，朱先生和他的大陸朋友們滿眼看見的都是機會，“到處都在請人，每個人都相信只要自己肯努力，就能獲得成功。”
而今天朱先生自嘲已經是被香港社會淘汰的一員，“因為我不懂英語，也不會電腦。”說這話時他坐在深圳的家中，顯得十分平靜。統計署的資料顯示，有職業收入的居民比例從1996年的82.1%下降到了78.6%。但朱先生認為現實要嚴峻得多，“因為當時很多賺錢的機會並不是工作職位。”
比如炒股和炒樓。“十年前我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很著急，”在香港證券業有著近20年工作經歷的鄭家華說道，“那種感覺就是明天發財我都嫌晚了，下一秒鐘我就要發財。”
現在身為萬國申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聯席董事的鄭家華說，他在許多開戶炒港股的內地投資者身上看到了同樣的情緒，“他們沒有經歷過暴跌”。
10年前曾擁有著二十多套物業、身為億萬富翁的林先生，對此有著更加深切的感受。現在任職于深圳某地產仲介的林先生，有一次聽見他的老闆悄悄對同事說，“林在香港開賓士的時候，我才剛剛到深圳來打工呢。”
1997年的金融風暴，讓這位億萬富豪數年之內一貧如洗，不得不宣告破產。在經歷了4年破產保護的艱難生涯後，林先生于2003年來到深圳重新創業。
現在他再次擁有了自己的事業，“那時靠炒樓賺錢，覺得錢不算錢，總有種空虛的感覺；而現在通過工作來賺錢，覺得特別充實和開心。”林說道。
看著身邊年輕的同事一個個陷入炒樓和炒股的熱潮之中，林想勸告他們學會控制風險和珍惜事業，“可是在他們眼裏，我可能已經是個落伍的傢伙了，”他笑著對記者說，“就像當年的我一樣，只有親身經歷過，才能學會很多東西。”
在過去10年中，無數跟林先生一樣經歷了狂風暴雨、終於重新見到陽光的香港人對於財富已經不再那麼執著了。正如曾蔭權特首所說，他們重新拾起一些“很老套”的價值觀，珍惜身邊的朋友、愛護家人、關心社區等等。
“在經歷了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社會進入了另外一個平衡點。大多數人會過上按部就班的規範生活。”在謝國忠看來，香港未來可能變成一個“類似瑞士的地方”，“這也挺好的”。
而對於熱衷於投資和冒險的富裕階層而言，他們的冒險機會已經從香港轉到了深圳、上海乃至武漢、長沙。昔日香港的地產大王，今天卻跟內地基金經理一樣，夢想成為新的巴菲特。
“對他們來說，自己的夢消失了，但還可以做別人的夢，比如中國。”
瑞士，還是新加坡？
並非所有的香港人都同意謝國忠的這一推斷。“與外界的理解相反，香港不是一個日趨沒落的仲介，而是在向服務型和知識型經濟體轉型。”在林耀堅看來，未來的香港將是中國內地的一個“知識和制度供應商”。
與內地有著多項科研合作專案的林耀堅坦言，在他的研究領域內，內地頂尖大學與香港“至少還有著20年的差距”。而香港與內地不同的科研、教育和制度環境，將使得香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學術領先的優勢。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香港不僅以其成熟的金融和資本市場優勢成為中國企業全球性融資的“大本營”，而且其投行、會計、財務等方面的眾多專業人士，正在參與內地業務的過程中，一點一滴地改變著內地市場和制度環境。
“香港未來的發展希望是高科技和創意型產業。”呂大樂告訴記者，在經過多年的爭論後，大多數研究者對於這點已經不存在分歧。
向高科技轉型的一個可資借鑒的物件，就是香港長期以來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在過去10年中，新加坡從無到有，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生物科技產業體系，並最終成為世界級的生物科技中心，一個關鍵的推動力就是政府的強力導向與干預。
在這方面，向以“小政府”著稱的香港能否達致這一轉型，還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香港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所領導的匯賢智庫近期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香港未來的轉型面臨著缺乏長遠戰略、對知識和創新推動力不夠重視、缺乏科技策略、研發投資不足等一系列問題與挑戰。
在這些現象背後，則是香港這個自由經濟體長期以來所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在轉型時代所遭遇的尷尬。有研究者認為，由於在香港經濟生活中處於強勢的本土企業在研發和創新方面缺乏動力，香港政府決策層如果不能改變過去的被動心態，消極應對，可能讓香港再次錯失關鍵的轉型機會。
而如果政府要改變過去的行為規則，積極介入香港的經濟轉型，還在資源，無論在人才上，都面臨著極大的挑戰，“這不僅是理論研究，而且是實際會遇到的問題。”著名財經媒體《信報》總編輯陳景祥向記者表示，在這方面並不乏先例。“像當年引進迪士尼，和最近出事的昂坪纜車項目，都是在政府的強力主導下進行的。但對於項目的成敗，至今仍在爭論之中。”
陳景祥表示，自己“永遠相信”，只要能由市場完成的工作，就不需要政府插手。
對於香港未來轉型的目標，大家沒有多大爭議。“但是應該選擇哪一條路徑去走，香港現在還有沒答案。”陳景祥說。
不惑之年
長期關注社會轉型的呂大樂表示，在香港各界對於經濟轉型的種種討論後邊，還有一個被許多人忽略的重要問題：那就是香港已經進入“中年時代”。
1970年代的香港是青年人的時代，那時的香港不但經濟起飛，而且本土文化也蓬勃發展：新粵語歌流行、新電視劇出現、電影“新浪潮”興起，“我們向全亞洲輸出創意”。與之相對應的是，像呂大樂這樣的“年輕人”在10年內迅速成長，並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
“1980年代我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是教授和企業主管了，跟內地同行交流時讓他們很吃驚；而今天輪到我們為他們的年輕而吃驚了。”
呂大樂表示，到了1980年代中期，在香港迅速成功的年輕一代已經達到了事業的巔峰，同時也開始陷入不斷重複過去成功經驗的怪圈裏。
“今天你讓香港報刊編輯創辦新的雜誌，只會再克隆出一份《壹週刊》來，因為他們只有那個經驗。”49歲的呂大樂正考慮是否要提前退休，“給年輕人騰出位置”，他認為這樣才能為香港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
“已到中年的香港需要運動。這不一定是個問題，問題是你願不願意重新開始。”而在這一點上，呂大樂認為許多香港人並沒有意識到，“香港實際上是在誤解之中步入中年的。”
站在內地這個生機勃勃的“少年”身邊，香港這位“中年人”的無奈在於：當自己智慧日增、視野益闊之際，旁人卻在說你再也不能跟身邊的“小巨人”跨欄賽跑了。“中年最是尷尬。”香港作家董橋寫道，中年就像“攪一杯往事、切一塊鄉愁、榨幾滴希望”的下午茶，“不能免俗，聊複爾耳”。
但在更多人看來，時至中年的香港依舊充滿活力，只是這種活力不再是躁動不安的青春荷爾蒙；而是更加開闊的視野、豐富的智慧和寬厚的理解。
曾在1995預言“香港將死”的《財富》編輯總監，在6年後回答記者“怎麼形容香港”的問題時，思考良久，最後的答案是“活力(Vitality)之都”。
在一周的採訪中，幾乎所有的被訪者都向南方週末記者提到了香港的“活力”：經濟學者談到轉型的靈活；社會學家談到制度的健康；精英人士推祟“民間力量”的柔韌；普羅市民則為政府的自律與廉潔而驕傲。
面對著人言人殊的見解，香港的“活力”究竟是什麼？南方週末記者將這個問題擺到了陳景祥的面前。
“我覺得香港最大的特點是：開放以及跟西方觀念的接近，這是香港一百年的歷史所造就的，”陳景祥沉思著說道，“香港的活力並不僅僅意味著自由競爭，它還來自于文化的差異。從這個意義而言，香港至今仍然是東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碰撞與交流的場所。”
香港獨特的歷史背景與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夠在吸收和消化西方價值觀念的同時，將之轉化為中國文化和制度傳統的一部分，“就像歷史上的長安，它的活力就來自中外文化的交流”。 （來源：南方週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