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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發展期的兩岸政治定位與路徑
--從“一X兩Y”到“一X三Y”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9-22 00:11:03  


 
  陳水扁八年的政治操弄不是沒有效果。馬英九在2008年執政以後,雖然口頭上仍然堅持“九二共識”,但是卻遲遲不願意開啟政治協商。馬英九對外的說法是“先經後政”。四年任期即將過去,證明了馬所說的“先經後政”,其實是“只經不政”。

  為何“只經不政”呢?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馬基於連任考量,不願意去碰觸“一中”這個敏感的議題。為何不願意碰觸?簡單地說,因為他的團隊認為這樣會容易失掉選票。為何認為會容易失掉選票?因為目前台灣絕大多數民眾認為“中華民國”已經與中國沒有關係,台灣人已經不是中國人。這是論述形成政策,政策又限制論述的標準循環邏輯。

  為何台灣民眾會如此認為?理由很簡單:執政者從1994年就已經開始裂解“一個中國”的法理意涵,以及隨後的去中國化歷史教育。2002年的“一邊一國”根本去除了“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民族認同。2005年起的烽火外交、2007年“入聯公投”等政治操弄。即使是馬政府在2008年上台以後,在兩岸與外交政策上做了調整,但是在基本論述上,卻選擇了最保險的“路徑依賴”,也跟著民進黨主張“主權獨立”、“前途自決”、“1949年後的中華民國史不屬於中國史,而屬於台灣史”,甚而認為“中國”的說法是“背叛台灣人民”。(請參考:張亞中,〈爾憂選擇、我憂兩岸:2012年後有無兩岸和平協定?〉,《中國評論》,2011年7月號)。這樣的發展,使得國民黨目前的“國族認同”中,缺少了“中華民國”與中國的關係、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兩個重要的內涵。

  這就是“一中各表”可能的後果。台灣目前是一個常年選舉的民主社會,政治人物為了便宜行事,往往不敢於在原則問題上堅持,這也使得“各表”隨著時間,愈來愈偏離了原有的意涵。所謂“一中各表”只剩下了皮囊而已。為此,兩岸統合學會從2010年初迄今與《聯合報》進行一系列“一中同表或一中各表”,哪一種主張才能為兩岸關係建立和平穩定基礎的辯論。(張亞中編著《一中同表或一中各表》一書可以從“中國評論新聞網”的“網上開卷”部分,全文下載)“一中各表”的困境,反映出對“一X”這個涉及主權的表述,如果“各表”已經觸及到主權歸屬範圍時,“各表”就已經失去其存在的意義了。

  “兩Y”的討論:治權是平等、差序、還是分離的爭議

  基本上,無論是“兩制”、“兩治”、“兩席”,“兩府”、“兩區”的論述都是治權的性質。基於治權來自於主權,如果一方主張主權為單一排它,那麼就無法承認另一方治權的完整性與完全自主性。因此,“兩Y”之間就發生了“主從”、“差序”關係的辯論。

  北京認為,一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只有一個,為北京所享有,因此,台北最多只是一個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兩制”在性質上,一個是社會主義制度、一個是資本主義制度,沒有高低差別;但是在法律上,一個是中央政府,一個是非中央政府,兩者是一種統治權力的“差序關係”。

  在這樣的論述下,無論使用“兩制”、“兩府”、“兩治”、“兩區”、“兩席”,對於北京而言,均可以與“兩制”接軌,均等同於“兩制”。所謂“兩府”可以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兩治”也是兩種不同的治理制度。“兩區”可以是屬於中央的地區與非中央地區。因此,只要北京主張“一X”的主權為單一排它,現有的“兩Y”用語其實並沒有多大差別,彼此都是可以通用的。

  台北認為,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因此發展出了“一國兩區”這個概念,分別為“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由於台北在全球的政治實力上不如北京,因此在“兩區”的位階上,不會做出“台北高、北京低”的“差序關係”安排。從台北經常主張兩岸應該“對等”來看,台北認為“兩區”之間是可以“平等”的。

  在台北看來,“兩區”就是“兩治”,也是“兩制”,台北在乎的是“一X”。差別在於:1990年代初期以前,爭的是“一X”的代表權,1994年以後則是準備選擇離開“一X”。當台北已經有了離開“一X”的準備時,“兩Y”之間就沒有從屬或平等的問題。簡單地說,在“特殊國與國”或“一邊一國”的思維下,“兩Y”關係為何的討論已經多餘。主權都不同了,治權自然也就不同,“兩Y”是兩個互不隸屬,分離的Y。

  “一X三Y”:讓“第三Y”與“一X”接軌

  從以上分析可知,任何形式的“一X兩Y”都有其推理邏輯上的困境。

  在代表主權意涵的“一X”方面,第一種情形,如果是單一排它,基於一個主權國家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兩Y”之間必然是一個不平等的治權層次。這是北京的官方主張,台北很難接受。國民黨目前也主張主權是單一排它,但也願意接受兩岸在治權方面是對等,對方如果沒有主權,治權如何與己方的治權對等?這是一種在邏輯上無法站得住腳的論述。

  唯一可以解釋台北方面為何如此主張的理由,是台北基於政治需要,但又不能違反憲法對主權的規範,因此在憲法規範與現實政治之間所發展出來的“創造性模糊”。由於這樣的主張違反現實認識,因此,一方面限制了國民黨再深入思考的空間,到了最後只能用“維持現狀”的態度來面對兩岸關係發展;另一方面,在民進黨的清晰定位兩岸為不同主權的壓力下,國民黨也逐漸發展出了“法理上堅持單一排它主權、事實上接受兩岸各有互不隸屬的主權”的矛盾看法,這就發展出代表主權意涵的“一X”的第二種情形。第二種情形是,如果“一X”只是個歷史、地理、血緣、文化的“概念”,“一X”將只是一個“虛”的表述,“兩Y”就同時具有主權與治權的意涵,兩岸等於是分離的異己關係。這種與民進黨相近的論述是北京無法接受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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