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頭三把火轟動全國 仇和旋風震蕩昆明官場
1、不到七十天、新政一系列 仇和掀起“昆明風暴”
談到仇和，人們第一印象似乎是“宿遷市委書記”，但其擔任江蘇省副省長後，幾乎消失在公共輿論中，直到兩個月前，仇和調任昆明市委書記，再次走上輿論前臺。仇和這一路，是在爭議聲中度過的。2004年，《南方周末》曾報道過仇和，標題即是《最富爭議市委書記》，也從那時候起，仇和在全國範圍內被打上了“個性官員”的標簽。當年，仇和高票當選“亞洲財富年度人物”，其入選的理由是：“因其獨立的實踐精神和在宿遷市進行的激進式改革引發激烈討論，幷因此成爲媒體和社會公衆關注的焦點。”（北京中國經濟網）
2007年12月23日，仇和“空降”昆明。這兩個月內，因三件“出格”之事，“仇和”與“昆明”這兩個關鍵詞，頻頻曝光于全國各大媒體，掀起了2004年後的新一輪“仇和風暴”。第一件事是仇和要求媒體提供“負面新聞”：“看負面的報道，對比我們做得不好或者不足之處，爲市委下一步工作改進提供依據。”仇和上任昆明初期的這一舉動，被評論界普遍褒揚，“此舉很有特立獨行的意味，也符合仇和‘個性官員’的稱謂。”
第二件事是仇和1月7日在昆明全市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考核工作提出的獨到觀點：“我看，腐敗有三種：第一種是貪污，第二種是决策失誤造成經濟損失，第三種是寧願少幹事，甚至不幹事，保證不出事，四平八穩，按年齡大小、皺紋多少、鬍子長短排隊等提拔，失去機遇，影響一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後兩種比第一種造成的損失更大，更可惡。”媒體將其當日講話精煉後又成了仇和新語錄——“决策失誤造成損失也是腐敗”、“影響發展比貪污更可惡”。一時間輿論嘩然，昆明市民拍手叫絕。（雲南新聞網）
第三件事是近日媒體紛紛報道的“昆明紙貴”。2月14日，仇和在昆明市經濟社會發展軟環境建設動員會上提出：“各縣（市）區、各部門‘一把手’，要在新聞媒體上公開亮相，作出公開承諾，幷將姓名和聯繫方式一幷公布，接受群衆監督。副處級以上幹部，要公布姓名、職務、分工、工作電話，製作《市情手册》擺在書店出售……”2月16日，經過連夜擴版，《昆明日報》用四個整版刊登了全市所有副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的分工情况和電話號碼，報紙剛一上市就被市民“瘋搶”一空。除了欣喜于“遇到困難能及時找到相關部門解决”之外，更多市民的感動溢于言表：“這一舉動讓我們看到了政府部門爲民辦實事的决心。”（四川《成都晚報》）
2、對老百姓好、對官員苛刻 昆明官場人人自危
仇和這位此前與雲南、與昆明毫無瓜葛，却在海內外被焦點關注多年的“鐵腕人物”、“最富爭議市委書記”空降春城，對于昆明這座一向性格綿軟、節奏悠緩的邊陲省會城市來說，意味著什麽呢？（四川《成都晚報》）
2月20日下午，在昆明市招商引資與開發區發展專題講座上發生的“瞌睡門事件”，再次顯示了仇和整肅官場風紀的淩厲性格。事發兩天后，“瞌睡局長”蔣文輝所在的呈貢縣召開縣紀委會議，蔣被要求辭去縣投資促進局副局長職務，此事還向全縣幹部通報。昆明官場似被猛擊一掌，“壓力大啊，‘人人自危’哪！”一位市里的局級幹部感慨萬分。履新60天的仇和用行動警醒下屬，如果一個官員不能盡到民衆公僕的職責，他的仕途就到了終點。（北京《中國青年報》）
而在去年12月24日，仇和甫抵昆明就旋風般走訪市屬各部門和區縣，行動之迅猛、思維之敏捷，讓習慣于慢條斯理的昆明官場受到空前的震撼。仇和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給溫吞已久的昆明官場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强烈衝擊，官員們真切地感受到當官不是美差，而是苦活兒、累活兒。仇和要求所有領導幹部的手機必須24小時開著，他自己以身作則，幷經常在淩晨一兩點還打電話布置工作，一位市委常委說：“淩晨我才接到仇書記的工作安排，早晨6點半他又來電話，他一天只睡四五個小時，這種敬業精神令人佩服！”知情者說，由于層層要求，昆明市大多數機關幹部的手機徹夜不敢關閉，唯恐領導找不到，貽誤事情“烏紗”難保。（香港中評網）
仇和的“一綫工作法”更是顛覆了昆明官場的傳統行政模式，“幹部在一綫工作，决策在一綫落實，問題在一綫解决，創新在一綫體現，成效在一綫檢驗。”他在市委全會上對城市管理部門說，你們的辦公室就在街上，你們不應該只坐在辦公室裏，要批文件晚上回辦公室批。“要延長自己的政治生命，反正都是60歲退休，爭取每天多做幾件事。”一位副市長說，不到一個月仇和給她的批示就有100多個。（廣東金羊網）
一位基層官員說，如今不像以前那樣辦事四平八穩了，加班加點，晚上經常開會，有時甚至到淩晨1時，“當官累啊，以前嫌官小，現在嫌官大，官越大越辛苦，責任越大！”昆明市另一位局級幹部說，仇書記上任後，昆明官場正氣激揚，就連那些有怨氣的官員也不得不承認，“仇書記對公務員要求嚴得幾近苛刻，但他對老百姓是真好”。“他對老百姓的好是發自肺腑的。”（北京人民網）
3、“越爭議越升遷”廣受關注 “仇和現象”意義積極
不少學者都試圖解讀仇和這種“越爭議越升遷”的現象。解讀認爲“仇和現象”起碼有三點積極意義：
第一是走出了“改革家無好下場”的怪圈，說明社會環境和用人制度更理性更寬容；其二是否定了“陰暗面放大效應”，也就是說仇和是“功遠遠大于過”，對于改革者來說，要允許其試錯，要用結果檢驗，而不應該揪住細枝末節不放；其三，仇和現象折射出中央一種新的積極的用人導向——寧用敢幹事、能幹事、幹成事的“爭議”幹部，不用“寧肯少幹事，甚至不幹事、千萬別出事”四平八穩的“誤事”幹部。（北京中國網）
仇和此次高調入滇，細心的人發現，雖然是從經濟發達省份江蘇調往欠發達的雲南任職，但職務中却有了升格。仇和在江蘇擔任副省長，但幷不是“省委常委”，而在昆明，雖然也是“副省級”，但却多了“省委常委”職務。在中共黨委領導、常委負責的政治體制下，這一職務的任命無疑寓意深遠。有分析人士認爲，“强勢人物擔當邊陲省城一把手，這是中央要加强地方治理的决心體現”，“仇和的政治前景已不言而喻了”。（四川《成都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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