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黑幕重重 政法委“開會定凶手”？
1、司法體系連環出錯 最後防線失守
一樁冤案的誕生，又絕非單純的刑訊逼供所能成全。按照柘城縣公安局一名民警的說法，當年警方對“無頭屍”進行了DNA鑒定，但是“沒法鑒定清楚，結果出不來，沒有確認，也沒有否認”。這就意味著，對於趙振裳之死，並不是今天才發現有問題的，而是當時就無法確認。僅此一點，已經足夠動搖整個案子的可信度和嚴謹性。奇怪的是，即便公安機關靠刑訊逼供取得了所謂的證據，檢察機關為何在明顯的缺陷面前不加甄別就提起了公訴，而法院也同樣作出了“趙作海奪過刀將趙振裳殺死”這種逼真到細節的虛假判斷？（湖南《瀟湘晨報》）
趙作海案在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構成的司法體系中的任何一個環節發現問題，都不會釀此悲劇，如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在起訴、審判階段負起責任，冤案或可以避免。沒有監督的司法共同體集體失語讓人感到很恐懼，因為，司法共同體的背後，有著制度化的國家力量做後盾，某一個案件一旦朝著錯誤的方向運轉，公民個人的反抗就顯得微不足道，更不用說有刑訊逼供、追求破案率為背景。（重慶《重慶晨報》）
2、“集體研究”事先定罪 禍起長官意志
趙作海案發之初，當地檢察機關因證據存在重大缺陷要求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並多次退卷不受理。2002年，公安機關在清理超期羈押專項檢查活動中，將該案提交商丘市政法委研究，商丘市政法委召開會議進行“集體研究”(5月11日《新京報》)。這個“決定性”的會議之後，在沒有增加新證據、重大疑點沒解決的情況下，當地公、檢、法整套程序卻開足馬力、高效運轉，一舉將趙作海打入死囚。回想當年，佘祥林案也是異曲同工。同樣是因為證據不足、存在重大疑點，上級法院曾對佘祥林案“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案子打回當地之後，又是當地政法委召集公、檢、法等有關單位開會，最終一錘定音敲實了佘祥林的死罪。（雲南《雲南信息報》）
到底哪些單位、哪些人參加了商丘市政法委的那次會議？那次會議上到底發生了什麼？目前還沒有人能回答公眾的疑問。但依據政法委分管的領域和制度運轉的常理推斷，參加這次會議的應該是當地公、檢、法的頭頭腦腦，當地政法委應該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將原本存在分歧的各方擰成了一股繩，以至於此後當地公、檢、法機關對趙作海案再無不同聲音。（廣東南方報業網）
在檢察院拒絕接收案件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政法委的“協調”，該案不可能起訴到法院。這裡的所謂“協調”，實際上是一種組織壓力。如果公安局長是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而檢察長僅僅是政法委的副書記，那麼，這種“協調”的結果更是可想而知的。俗話說，官大一級壓死人。面對來自組織的壓力，身為檢察長要麼辭職不幹，要麼接受政法委的“協調”意見。此時，已經沒有是非對錯，只有官職大小。而這，才是冤案產生的關鍵所在。趙作海冤案是如此，此前湖北的佘祥林冤案也是如此。（北京華聲在線網）
3、暴露訴訟流程缺陷 司法制衡落空
針對趙案，媒體的追問很有力度：公檢法三家為何一錯再錯？原因很明顯，公安錯了，檢方沒有權力糾錯；檢方錯了，法院亦沒有足夠權力判錯。於是，起點錯了，後面又缺乏可以改錯的抗辯程序，所以只能從開始執法就一錯再錯，一錯到底。可惜權力往往掌握在執法那裡，而且淩越於程序之上。（廣東《南方都市報》）
透過一系列冤案，我們能夠看到一個將“冤案”鑄造成“鐵案”的可怕機制：警方通過刑訊逼供、誘供、指供，把一個個無辜的案件弄得似乎“鐵證如山”。隨後，“半成品”傳遞給檢察院、法院，檢、法再根據偵查案卷進行公訴、判決，最終“成品”出爐，冤案釀成。在這一流程中，縱使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提出種種理由百般申辯，往往都無力回天。
在這種“流水作業”式的訴訟格局中，由於公安機關在程序上居先，而且其實際權力和地位相對優越，導致檢、法對其無法形成有效的制約，起訴和審判變成了對偵查結論的一種追認。因此，一旦出現偵查錯誤，冤錯案件就如同“滾石下坡”，一路衝關奪隘，直到作出有罪判決為止。而且，這種體制所具有的巨大慣性，還使檢、法機關即使發現問題，往往也難以糾正，面臨極大壓力和困難。因而，杜絕冤案之道，根本之舉在於制度變革，改變不平衡的訴訟機制。（北京《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