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天津師範大學初等教育學院大一學生吳昕怡，在學校單間宿舍燒炭自殺。2014年12月，她被查出大三陽，系乙肝病毒攜帶者；後被安排進單獨的宿舍。4月10日，在宿舍裡，她用一盆炭火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是她獨居的第34天。（4月30日《新京報》）
吳昕怡，乖巧而又有孝心，她認同作家史鐵生所稱的“死是一件不必著急的事”，她曾告誡自己“沉潛是為了更好的崛起。”然而，她最終走上絕路。這是一朵過早凋零的花朵，也是被人為揉碎的芳華。在輕生前，她一定負載著難以忍受的沉重。
吳昕怡燒炭自殺，誰是元凶？與其說她死於性格“缺陷”，有一顆過於脆弱的玻璃心，心理不够強大，缺乏足够的抗壓和抗挫能力。不如說，她死於粗暴的觀念，死於庸俗的世俗，死於漫漶而至的無知與歧視。自從被查出大三陽之後，就鬱鬱寡歡，壓力山大。
人言可畏，歧視如刀！如果說同學的疏離，比如“室友不敢碰我的衣架，我的手機放在別人桌上，大家會把她們的東西趕快收走。”讓她痛苦、沉鬱而至孤獨。那麼校方的一些粗鄙做法，則是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比如，她身體好轉了，學院領導讓她開一個“乙肝病毒攜帶者不影響正常上學”的證明。憑什麼開證明呢？連醫院傳染科主任都覺得不可思議，“這不需要證明，2007年、2010年衛生部都發過文件，不得拒絕乙肝病毒攜帶者入職、入學。”
乙肝歧視，被稱為“現代社會中規模罕見的群體性歧視和人道主義災難”。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提供的數據，全球3.5億乙肝病毒攜帶者中有近1億中國人，全球每年大約70萬病毒性肝炎相關死亡人群中我國占近半。按說，作為病人，乙肝患者和乙肝病毒攜帶者本應贏得理解，乃至呵護。可是，他們是落寞而無奈的群體，收獲的是誤解，而不是理解；遭遇的是苦痛，而不是呵護。
這不是一個人的悲傷，而是一個群體的傷悲。為數不少的乙肝病毒攜帶者，求學、就業時往往遭遇異樣眼光，乃至“制度性”障礙。有時，連基本的人格和生存權都難以保證。由此生發的悲劇，不勝枚舉，吳昕怡事件只是最新的一個悲情注腳。
其實，歧視往往與偏見有關，而偏見往往與無知有關。乙肝病毒的傳播途徑是血液、母嬰和性，而握手、共餐等屬於無血液暴露的接觸，并不會傳染乙肝病毒。如果說無知而造成的偏見，尚有情可原；那麼明知不傳染，仍然大加渲染，甚至刻意制造恐慌，特別是一些公共機構充滿令人掩鼻的傲慢與偏見，就缺乏起碼的人文關懷，與現代文明背道而馳，與法治精神格格不入。
衆所周知，近年來，我國對乙肝病毒攜帶者的法治保護，趨於人性化。有幾個可圈可點的節點。比如，2009年2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第四審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删除了原《食品衛生法》對肝炎病原攜帶者的限制；再比如，2010年2月10日出台的《關於進一步規範入學和就業體檢項目維護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入學和就業權利的通知》，明確規定：各級醫療衛生機構不得在入學、就業體檢中提供乙肝項目檢測服務。但吳昕怡事件告訴我們，有形的乙肝歧視仍大行其道，無形的乙肝歧視仍暗流汹湧。
“世界為什麼要拒絕我？”曾有乙肝病毒攜帶者悲痛呐喊。套用一句名言，歧視最大的恐懼并不在乙肝病毒，而在於無知和恐懼本身。消除乙肝歧視，需要法治不斷健全，需要我們回歸常識，也需要力度更大、效果更到位的醫學知識普及，更需要我們的公共機構以身作則，而不是在病人傷口上撒鹽。（來源：珠江晚報 作者：王石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