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著名學術出版商施普林格出版集團宣布，撤回2012年至2016年發表在《腫瘤生物學》上的107篇論文。著名撤稿觀察網站Retrac-tionWatch感嘆道，這次事件創造了該網站創立以來論文同時撤稿的紀錄。不幸的是，這107篇論文全部來自中國醫生。此事對中國醫學界的打擊將很難做出估量。
不過，類似的撤稿事件還發生在2015年和2016年，當時被撤稿的作者也主要來自中國，所以這不是什麼新鮮事。對此，中國科協在與施普林格出版集團高管會談時也指出：“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確實存在不可推卸的責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發生後，出版集團沒有采取積極有效措施防止類似事件發生，出版集團和期刊編輯存在內控機制不完善、審核把關不嚴格等問題，理應對此承擔責任。”
科協的回應看起來有些讓人啼笑皆非，自己的科研人員沒監管好，倒怪起期刊來。不過，如果進入此次論文造假的具體語境就不難發現，科協、國際期刊和醫院本身，恐怕都很難對論文造假擁有絕對意義上的防治能力。此次造假論文均來自第三方中介代寫代審代投，中介組織的越綫，讓科協、工商總局、公安機關、國家網信辦都無法對其形成有效監管。
施普林格方面也表示，正在開發相關工具。比如身份驗證方面，在甄選匿名評審人時要求提供更多信息。在作者方面，引入可自動提示論文修改前後的作者變化。不過，這些做法是否一定有效，還需要打上一個問號。畢竟中國醫生龐大的論文發表需求，將會在新監管工具出台後，不斷探索出新的規避監管之術。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剛需面前，監管機構的創新遠遠趕不上市場自身創新。
所以，問題到了這裡，在討論這一起重大造假論文被撤稿事件時，我們必須要宏微結合地來看待第三方中介的監管難問題。某種程度上，只要中國醫生龐大的發論文需求不變，那麼監管越嚴格，論文中介的創新程度越高，醫生所要付出的成本也就越高。所以，要解決問題本身，必須回到論文發表的需求本身來看，通過對需求產生的原因進行剖析，來解決問題之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