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山發生地震，處境最為艱難的，除震區民眾，也許就是中國紅十字會了。有網絡調查甚至稱，僅一成受訪者願通過官方慈善機構捐款物。
為什麼會陷入信任危機？因為身份含混。紅十字會向社會公開募捐，從事公益慈善活動，按理，它就該是一個純粹民間組織。事實上，它卻不是。它是一家國家事業單位，它的負責人有政府官員身份，《中國紅十字會章程》第七條說，“縣級以上〔含縣級（下同）〕紅十字會機關工作人員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管理。”正因為此，它可以借助政府體系，組織公務員、文教人員、國有企業系統全員募捐——這種做法已經引起很大反彈。
由於這種身份含混，中國紅十字會的治理結構和日常運作存在相當大問題，比如，財務不夠透明，信息不夠公開，對捐贈者的意願不夠尊重。最近媒體就報道，紅十字會將百餘名藝術家在汶川地震後的八千萬捐贈，挪用於建設“博愛家園”。凡此種種，公眾當然失望。
當然，紅十字會的身份含混與信任流失，並非獨一無二。在中國，類似的機構與類似的悲劇還有。不少號稱具有獨立、正式身份的全國性、地方性公益慈善機構，都具有“准官辦”性質。它有一個政府部門做主管單位，其負責人通常是官員或退休官員，其運作經常依靠各級政府，其活動同樣不公開、不透明。似乎正因為在這種准官方身份中過慣了，中華慈善總會一位副會長竟然提議，要立法強制每個人將工資中的一部分捐贈公益慈善事業，就像政府徵收個人所得稅——這樣的心態十分可怕。
天道還公，這類准官辦公益慈善組織的生存狀態並不好。它們很難獲得民眾的信任，依靠小額捐贈集腋成裘。很多時候，它們只能靠政府關係，從一些企業或地方政府拉來大額捐贈。在中國特殊的政商環境中，這些大額捐贈者通常希望通過公益支出，購買一點政治上的安全。然而，公益慈善機構與大資本之間過分緊密的關係，又會損害公益慈善組織的社會形象。
最要命的是，這類准官辦性質的公益、慈善組織的存在，與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歧視性管制互為表裡。在管制者眼裡，中國已有很多公益慈善組織，所以，對於成立新的、純粹NGO性質的公益慈善組織，並不積極。它們的注册很困難，大量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NGO，不得不以商業性企業的方式存在。在管制過程中，政府也對准官辦組織與NGO組織區別對待，後者的發育空間受到極大限制。
換言之，准官辦組織的存在不僅自身效率低下，也極大地擠壓了公益、慈善NGO的發育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的仁愛之心也就缺乏有效的制度化表達平台。汶川地震、蘆山地震清楚地表明，中國，尤其是已經初步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極富仁愛之心。然而，由於公益慈善組織缺乏足夠公信力，平時不能有效動員民眾的仁愛心，國人內心的正面力量也就無從充分表現，不足以抵消社會中的負面力量，而本來，人性向上力量的釋放本來可以大大緩解轉型造成的人心焦慮。也就是說，機構的准官辦身份不僅害了自己，還對整個公益慈善事業、對中國社會的人心再造，造成了廣泛的負面影響。
知恥而後勇，今日中國紅十字會需要自我革命，關鍵是釐清自己的身份。為此，紅十字會不妨回顧一下上個世紀上半期自己的存在狀態。有朋友已經還原了這段歷史，現在，紅十字會需要認真地研究一下這段歷史，並勇敢地回到那種身份。最近我常說，解決中國諸多問題的方案，就一個字：複。這個藥方最適合於紅十字會：它需要回去，拋棄准官方身份，成為真正的非政府組織。
這是公眾的期待，也是紅十字會絕處逢生的唯一出路，更是中國社會變革之大勢所趨。決策層已宣布將促進社會建設，為此，決策層恐怕需要做兩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對NGO開放，另一方面對身份含混的既有准官辦公益慈善組織進行徹底改革。紅十字會具有標杆意義，也有歷史經驗可供借鑒，更有其他國家紅十字會的國際慣例可循，故完全可以作為改革試點。
針對目前的信任危機，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部分委員提出重新調查被社會輿論廣泛置疑的某些事件。這個提議回應了公眾的疑惑，但可能仍不算徹底的辦法。即便能揭出更多隱情，對重建紅十字會的公信力也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況且，公眾對紅十字會的不信任已然十分深刻，甚或根本不會相信調查結論本身，你負責任地調查，也沒有用。要向前看，紅十字會的根本出路還是身份的自我革命，置之死地而後新生。（時間：5月7日 來源：經濟觀察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