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那你如何看“發達國家也有產業政策”的說法，即發達國家的政府由於預算有限，對基礎科研的支持是需要有所選擇的。
張維迎：第一，不要覺得發達國家政府做的就一定是對的，美國政府做的大量的事情是錯的；第二，政府是市場上的大玩家，它的活動必然會影響市場，但這和無所不在的產業政策是兩碼事。
人們先驗地認為，從外部性出發，基礎科研一定要靠政府去做，但其實好多基礎科研不一定政府去做，我們不要低估人類本身對科學的好奇。產生基礎科研成果最多的機構是大學，而美國最好的大學基本上都是私人辦的，科研成果最突出的大學大部分是私立大學。你說它拿了政府的錢，但沒有政府的錢不等於就沒人給它錢了，這是人類的成就感問題。
“有為”，“為”的是什麼才是關鍵
南方周末：那麼你同意林毅夫主張的“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嗎？
張維迎：這話字面上沒錯，我們需要有為的政府，但這個“有為”為的是什麼，才是關鍵。有所不為才有所為。我相信政府最重要的職責是法治，維護市場游戲規則的公正，保護個人的自由和財產，而不是幹預具體的經濟事務。政府的行為超出了這個範疇，就可能會侵犯人們的財產權，而該它做的它就沒法去做，就不可能出現一個“有效的市場”。除了保障法治本身，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不應該與法治相衝突。比如產業政策，那就會對不同的企業和人進行歧視性對待，就違反平等對待所有人的職責了。
上世紀經濟學的一大進步是公共選擇學派的產生，它說政府是人類自身創造的，沒有政府，自由和產權就沒有保障，企業家精神就發揮不出來。但我們也要防止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幹預，要約束政府只做它應該做的事。政府與市場不一樣，市場是通過競爭來優勝劣汰，但政府是壟斷的，可以長期不面臨競爭，它具有強制權。同時政府官員的知識不比我們普通人更多，能力不更強，他們和我們一樣容易犯錯誤。但政府獲得一定的正當性後，很容易去做超出正當性範圍內的事情。這就提醒我們，必須把政府所做的事情減少到最低必要限度，讓人們在這種制度下有穩定的預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