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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偉華、李寶金、王武龍（左起）都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營私舞弊，受賄索賄，貪贓枉法而被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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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12月23日電（評論員 張沐）最近，國家體育彩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張偉華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原天津市檢察院檢察長李寶金以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判死緩，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過不久，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王武龍利用職務便利收索賄賂款折合人民幣683萬餘元，並為其謀取利益一案，法庭也將進行宣判。他們的共同特點都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營私舞弊，受賄索賄，貪贓枉法而被制裁的。
在中國一再加大反貪力度，全面整肅腐敗的今天，何以仍有不少權力機構的高級官員，能夠繼續恣肆妄為呢？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維克托·馬萊稱，儘管中國多次在全國範圍內打擊腐敗，但一些官員的腐敗仍然盛行。“在中國不少地區，金錢的誘惑仍然超過對懲罰的畏懼”。顯然，除了個人追逐金錢利益的因素外，也存在著體制上迄今未解決的諸多漏洞，為腐敗分子提供了作奸犯科的一個個舞臺。
回想1998年3月，朱鎔基出任國務院總理，遂即大刀闊斧地展開政府機構、人員精簡和廉政建設。尤其是上任就宣佈“約法三章”，明令禁止政府官員出席各種具酬傭性質的發佈會、開幕典禮、剪綵活動，削減文山會海，大力整頓金融腐敗現象等，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影響深遠。他身居高位，率先垂範，為官清廉，正氣凜然，對自己明定：不題詞，不剪綵，不批條子。他還表示，“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應當說，中國以往也多次推行過精兵簡政，但從立杆見影的廉政措施來看，朱鎔基迅即用實實在在的要求打掉官員的灰色收入，至少是贏得好的政府形象。
不過，由於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制約關係，改革的深刻與否也影響著成效的大小。包括政務公開、完善的法律法規和充分的監管制約體系等。應該承認，在剛推出大規模精簡機構、人員的同時，需要分流幹部：下基層、留薪停職、帶薪上學、轉入協會團體、開辦部屬企業等等，短期內政府的費用會未減反增，應該算是改革要付出的代價和成本了。
但要看到，為政清廉最重要的在於權力的公正行和權力部門各種辦公費的合理合法開銷。機構的撤並，應該節省出辦公樓宇、土地和經費，行政開支長遠來看也應該大幅節省。而這些顯然缺乏有力的監控體制，各政府部門的經費迄今仍採用財政撥款方式，缺乏公開的預算審查和經常的嚴格監管。在減少編制分流人員過程中，採用屬下另設事業單位或協會團體的方式，乃至變相地擴增人員，然後想方設法從政府中轉入經費支撐的，不在少數。很多在國家民政部登記的全國性學術團體，由於所批經費有限，開展活動比較困難。而附著於政府部門的各協會團體，開展交流活動無須擔心開銷，而是有效的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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