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是，當時歐洲共同體（後簡稱“歐體”）如何看待東西德的貿易形態問題。1957年西德加入歐體，在簽署《羅馬條約》時，即表示其立場：為執行此條約，不須改變目前德國內部貿易的規定，亦不須改變目前的貿易情況。這表示西德認為，即使簽了《羅馬條約》，受條約的約束，但是東德的貨物進入西德仍然不需要關稅。
當時其他歐體國家對此表示反對，認為倘採納西德意見，等於在歐體在蘇聯佔領區（指東德）間開了個缺口，亦使得蘇聯與歐體的經貿市場中有了個漏洞，故主張在歐體內設立一專責機構以管制歐體與東德的貿易。但西德政府堅決認為，倘若東西德間的貨物須繳納關稅，則等於放棄了“國家核心理論”理念，故東西德間的貿易應維持其特殊性，並主張東西德的貿易僅需由西德管制即可。
經協商後，歐體各國同意：第一、西德與西德“基本法管轄範圍以外的德國地區”（指東德）進行貿易，歐體不改變目前內德（指兩德間）貿易的規定，亦不改變此種貿易形態。第二、各會員國均有義務將其與東德貿易的情形告知其餘各會員國。
基於上述認知，歐體各國簽署“內德貿易與相關問題議定書”(Das Protokoll ?ber den innerdeutschen Handel und die damit zusammenhangenden Fragen)。依此議定書，授予西德政府制訂對東德貿易政策的權限。另1951年《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的《多奎議定書》（Torquay-Protokoll）增列“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西德）的加入並不影響其內德貿易的現有規定及現有形態”。這表示，GATT國家同意西德的做法。
最後結果是，依歐體的規定，只要是由東德出產的產品，在東西德間無關稅，但從其他非歐體國家，如波蘭，經過東德到西德再出口到其他歐體國家的產品，皆需要在東西德邊界依歐體的共同關稅繳稅。惟若原產地為東德，經由西德出口到其他歐體國家則不須繳關稅。東德物品倘不經過西德而逕自出口到其他歐體國家，應與其他非歐體國家的物品相同，均需繳稅。
如果我們把這個例子用在兩岸，如果北京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可以主動在“東協加一”的相關協定中增加條款，即台灣的貨物如果經過中國大陸到東協國家，可以享受與中國大陸貨物一樣的待遇。由於台灣與東協國家間並沒有自由貿易協定，因此，由台灣直接進入東協國家的貨物則必須依規定上稅。
有些經濟學者會說，由於兩岸已經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因此必須適用WTO的規範。這樣的說法是完全忽視了政治因素在國際貿易中的功能性。由於目前絕大多數國家均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就好像當時的絕大多數歐體國家接受西德的憲法立場，因而不提出異議一樣，只要北京能夠在國際間有所宣示與堅持，國際社會是沒有理由反對的。如果北京又願意像西德一樣釋放出公共財，像西德不要求東德比照辦理一樣，同樣地不要求台灣比照辦理，這才是堅持“一個中國”一方應有的氣魄與立場。
“特殊關係”的特殊性：兩岸平等不對稱
由東西德的經貿關係可以看出，東西德的特殊關係存在著明顯的“平等而不對稱”現象。在國際間兩德地位平等，但是在兩德經貿事務上，明顯地存在著“不對稱”的情形。
由於兩岸力量有差序，兩岸的特殊關係也必然會有“平等而不對稱”現象。在兩岸互動時，兩岸應該以平等相處，尊重彼此的憲政地位（請參考〈一中三憲〉文，《中國評論》，2009年8月號），但是兩岸在國際代表權方面，目前存在著明顯地“不對稱”現象，北京在絕大多數國家享有“大使館級”外交關係，而台北僅有“代表處級”關係。台北目前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去挑戰這個“不對稱”關係，但是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北京也有必要在經貿關係上給台北若干“不對稱”的優惠。
自從兩岸分別加入WTO後，兩岸一直有一個認知的誤區，即兩岸應該比照國際規則來處理兩岸經貿事務。從大陸的觀點來看，這是接受國際規範的必要行為；從台灣的觀點來看，用國際規範來處理兩岸關係，滿足了兩岸關係國際化的心理需求。兩岸認知的誤區在於，如果大陸能夠學習西德，在政治憲法上堅持一個中國，國際社會可以同意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對於台灣來說，如果以兩岸關係特殊性處理兩岸經貿關係，台灣可以在中國大陸的同意下，享受一般WTO規範所不能給予的特權。
我們可以從一個極端的例子談起。這個例子顯示出，引用國際規範對台灣的不利。
兩岸在2009年11月間簽署了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MOU）。由於台灣與大陸分別以已開發經濟體與開發中國家身分加入WTO，當時對外資所做的承諾差異頗大，台灣給予外資的條件幾近於國民待遇，即外國銀行可以做的與本國銀行差不多，所以，台灣幾乎沒有甚麼與大陸協商的籌碼。大陸由於具備開發中國家身分，對外資金融的進入只是開一扇小門，在WTO外，仍有許多可以給的特殊優惠措施。
大陸法規對內、外資金融機構待遇不同。如外資銀行升格分行須先經二年的辦事處、申請經營人民幣業務至少要有三年的等待期、參股上限為20％等。證券也是一樣，如外資不能承做最賺錢的A股經紀業務。
MOU簽定後，台灣必須面臨對大陸開放市場的壓力，如果沒有事先另做規範，陸資金融機構來台可享國民待遇，亦即可以馬上設分行、子行及承做台幣業務，且可100％參股。所以，大陸金融機構很快可以架構完其兩岸三地平台，而此不僅影響台灣市場，也會增加台灣金融機構在大陸爭取台商的壓力。
金管會副主委李紀珠因此表示：“台灣會希望在ECFA協商市場准入時，大陸給予超越WTO承諾之外的優惠，而台灣方面則希望陸方在WTO承諾外加上一些限制或至少一些緩衝時間，以減少衝擊”。換言之，台灣將希望寄託在ECFA的簽署上，期盼利用ECFA為台灣拿回因為MOU（MOU又是基於WTO）而失去的不對等待遇。
如果我們用兩岸特殊關係來看這個問題，非常好處理。北京方面其實可以用“一個中國”的憲政立場來處理兩岸關係，學習西德一樣，給予台灣金融業國民待遇，不需要受WTO的約束，由於第三方大多與大陸有外交關係，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因此也沒有甚麼理由要求比照辦理。這也就是說，這個問題其實未必要靠ECFA的簽署才能夠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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