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能夠成立一個超越藍綠、由社會賢達和客觀中立人士為主的、類似“國是會議”的機制，也許是台灣處理兩岸關係議題的一個可行途徑。或者像正義兄所講的，如果政黨的屬性會制約社會上中道主流聲音的發出，那麼就回歸到找一些沒有明顯政治性跟政黨屬性的人士，一起來扮演仲介的角色，尋求一個多元的聲音跟中道的聲音。
因此，在我看來，前面四種方式，前三種的難度都很高，副作用很大，大概只剩下所謂的“國是會議”或者透過類似所謂的機制，不管它是不是叫做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或台海和平互動委員會。透過這個機制，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這個方式要運作，我覺得有幾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第一，要汲取過去類似機構的經驗跟教訓。過去兩個機構，一是“國統會”，二是民進黨執政時的跨黨派小組。它們各有特色，像“國統會”的優點是，透過民主對話的方式，把台灣比較屬於多元不同的聲音，化約成具體可行的政策。因此在台灣內部藍綠之間，在兩岸之間，它能夠償試找尋一個最大的公約數，這是它成功的地方。
但它的失敗原因之一是它的高度政治色彩──國家統一，而在台灣任何具有高度統獨色彩為願景的組織，都很難被台灣社會另外一半人所接受。此外，當時執政者的理念和施政風格，以及審時度勢因應外在環境也有很大的影響。而跨黨派小組失敗的經驗是，它不但不能反映台灣政治生態，主要在野黨都不參加，而且它欠缺一個強有力的專業幕僚。
因此，應該按照林教授講的，要揚棄哪些具有明顯政黨屬性的人士參與，償試著從這裡面借由所謂的讓兩個政黨之間都能夠找尋到一個公約數。那意見不同大概只有一個方式，我覺得像審議式民主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審議式的民主、審議式的對話，是一個很好的凝聚共識的手段。
我們不可能希望說透過一次的溝通，一次的研究，一次的對話，就解決所有問題。我們希望透過不斷的溝通、不斷的對話，不斷的審議，不斷的修正，慢慢凝聚出一些比較可行的方案……
黃輝珍：謝謝五岳兄。您剛剛提到關於創設兩岸和平穩定研究機制的概念，與正義兄共識很高。這就是，我們需要創設一個沒有政府官員、政黨人士，全由專業學者和社會賢達共同參與的、超越藍綠的、整合式的兩岸和平穩定研究機制。兩位共識很高，可見這個機制具有可行性、必要性。不是政黨人士的專業學者和社會賢達，不需選舉，不需高舉旗幟，不需民粹動員，可以比較理性、比較實事求是，也比較有專業素養、世界觀、歷史觀，這樣的一個功能化的意見整合機制，不論藍綠執政，對推動兩岸關係，都有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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