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報周刊：作為政論雜誌，《獨立評論》被迫停刊過，《觀察》也被查封過。它們與當局的關係怎樣？
謝泳：常態社會中，政府和刊物之間有正常的關係，前提即是法治。因為刊物在登記制下，一旦獲得登記即為合法的單位，它的行事規則必須守法，而政府也得守法。你會注意到，在登記制度下，政府因違法查封報紙期刊的事實常有，對錯我們暫且不論，但政府從來不會以你創辦刊物是違法的，因為這是言論自由的事實化，所以查封了的刊物很快會再創辦。在那種歷史條件下，刊物批評政府批評政要，都是常事，不足為奇。那時批評蔣介石、批評行政院內閣是習以為常的。常態社會中，政府和刊物的關係一般是良性的，因為這是人類文明進程中演化出來的自然制度，不能違背，因為自己不能監督自己，這是人性弱點造成的，我們無法擺脫，所以需要用另外的東西和產生制約作用，人類文明中發現的一條規則是公開和獨立的輿論，對於政府有利。《觀察》當年的被除查封有具體原因，還不能完全放大一般對控制輿論控制的條件下來評價，因為當時對政府來是戰爭時期，它對輿論的管制有特殊性，而《觀察》周刊為了吸引讀者，當時大量刊載戰地通訊，這個尺度是極難把握的，儲安平當時不到四十歲，又沒有參加過現實政治，所以可能有些方面的判斷出了問題，它最後被除數查封的命運也就難免，但政府只是查封了刊物。你還注意到，政府可以查封《觀察》雜誌，但這一行為發生之後，當時的《文匯報》《大公報》《新民報》《大學評論》等報刊，都同時刊發了譴責政府的文章和和聲明，而政府並沒有同時也查封了這些報刊。
晨報周刊：《獨立評論》創刊於“九一八事變”之後的1932年，終刊於1937年抗戰爆發。但在這本文選中，談及抗日的文章寥寥，談政治、教育、鄉村的多。這是您有意篩選的結果麼？
謝泳：是的。因為抗戰是當時的大事，而且是具體的，當時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抗戰的問題上，基本達成共識。這即是胡適在廬山談話會上講的，如果非要有一個統一的立場或者中心思想的話，那就是“國家高於一切”。對於政治、教育及文化的事，當時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表現出了很高的遠見，比如西南聯大的創立就是傅斯年、王世杰、胡適他們的建議，因為他們判斷國家不可能永遠在戰爭中，所以才有“戰時教育即是平常教育”的理念，所以抗戰期間，中國的教育文化並沒有因為戰爭而失去它的活力，陳寅恪、馮友蘭、錢穆等大學者的多數重要著作在在這一時期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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