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是兩岸如何處理雙方產業利益問題。我們在貨貿談判的時候，提出工具機、石化產品、汽車、面版四大類，應該列入降稅的清單，因為這是對台灣產業利益影響最大的部分。當然大陸也有保護本身產業的考量，所以未來如何去折沖，需要努力；更重要的是，像剛剛德升兄所說的，大陸同時還跟韓國進行談判，石化、工具機、汽車、面版也是韓國想要爭取開放的產品，中國大陸勢必考慮兩個市場所帶來的沖擊或影響的情況之下，來決定未來的開放模式。這一點是值得我們關切的。
接下來還有台灣農產品及傳統產業保護問題。大陸也提出來，台灣現在有830項的農業品沒有對中國大陸開放，還有很多傳統產業的產品，包括像鋼鐵、紡織等，這些大陸有優勢的部分，希望台灣能夠開放，但是這些，又勢必會沖擊到台灣未來如何處理農產品開放問題，如何處理弱勢產業的保護問題。這些所謂產業利益的爭議，絕對會是影響未來談判進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三個，是談判的時間壓力問題。談判的時間壓力主要是因為中韓已經完成FTA協商。台灣曾經提出我們希望在中韓完成FTA協商以後，最遲不比它慢半年內完成協商。
所以，對兩岸當局而言，都必須去體認假設貨品貿易沒有辦法妥善處理雙方的產業利益，即使達成協議，也沒有辦法為兩岸的經貿開展帶來正面跟良性的刺激效果。特別是從台灣的角度來看，第九次貨貿談判的時候，反對黨主要的訴求是政府會爭取這四大產業的利益，為財團謀利，犧牲所謂農工產業的利益。他們的講法是，大財團獲利，農工受害。這樣的疑慮，未來假設沒有辦法予以消除的話，貨貿在台灣內部也可能會有爭議。所以未來怎麼去解決所謂農工受害的問題，將會是決定台灣內部對於貨貿協議的通過，甚至於能不能進而促進服貿跟兩岸監督條例通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事實上，當年在談ECFA早收清單的時候，兩岸的確都遵循了合理的兼顧雙方產業發展的條件、兼顧台灣弱勢產業、照顧中南部產業，以及一般民眾利益的談判原則。現在兩岸針對貨貿談判，也應該同樣建立這樣的共識，就是盡量及早確定把哪些可能帶來沖擊的農產品和弱勢產業的項目排除掉。假設沒有辦法排除的，也必須採取所謂漸進開放的方式。所謂漸進開放，就是採取關稅配額的方式，逐步進行開放。比如說，第一年進口某項農產品100噸，100噸以外的課征比較高的關稅，第二年逐步的擴充。換句話說，兩岸都必須採用目前已經達成的把所謂的產品項目分成五欄：有一些可以十年之內的降稅，有些可以十年，有些可以十五年，甚至有些可以完合排除的這樣一個原則，盡早的去確定這些爭議性產業的處理原則。這樣才能夠爭取台灣民眾對未來兩岸經貿發展的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