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地理因素對政治外交的影響有恒定性，安倍作為“長州藩”門閥的繼承者，其對外政策與前輩一脈相承。地緣關係是影響國家對外政策最穩定的因素之一，在今日普京的克里米亞、烏克蘭政策里，我們可以看到300多年前彼得大帝的戰略思維。日本所信奉的地緣政治具體主張有變化但軍國主義內核從未清零。日本在哲學、政治學上缺乏世界性創造，在地緣政治學上也沒有。相似的擴張需求，使日本人一度成為德國地緣政治學的信徒。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的地緣政治學，以F•拉采爾、K•豪斯霍弗為精神內核，其中心思想是“生存空間論”和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直接導致德國兩次發動世界大戰兩次失敗，至今還要背負戰敗國的包袱。而正是在德國人影響下，舊日本軍部提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計劃，在與大陸國家德國結盟同時，與英美等海洋勢力正面為敵，是導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的主要原因。（關希《排他性的“海權論”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海洋國家”戰略》，載於《日本學刊》2006 年第4期）換言之，學生日本按照德國老師教授的辦法，走出了與德國老師一樣的歷史軌跡。
二戰後，德意志民族深刻檢討侵略擴張思想文化，包括地緣政治學說的錯誤，徹底與法西斯主義告別。日本人，至少是精英階層，他們的反思似乎更多停留在開疆拓土的戰略戰術失誤層面，而非對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本質的批判檢討上。換言之，日本人“醒悟”的是德式陸權理論的經略方法而非侵略本質，即認為沒有達到侵略擴張的目的不是侵略擴張的戰略方針有誤，而是追求侵略擴張戰略目標的路徑不對。日本一度聲稱與戰爭告別並把這一認識寫進憲法，但實質上從來沒有放棄侵略擴張的想法。日本只是從F•拉采爾、K•豪斯霍弗等的陸權理論中碎片式“醒悟”過來，轉而學習同為霸權主義性質的英美海權學說，推出崇“海洋國家”理論，與海洋國家美英等國結盟，在美國霸權主義戰略掩護與策動下，與陸權大國中國為敵，竭力組織圍繞中國周邊的反華聯盟，推進軍事力量境外作戰能力建設，遏制中國在海洋方向發展，拓展海權，謀求世界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
萬變不離其宗，還是一個軍國主義的霸權侵略思路。對西方海權理論，日本吸收了其重視海洋、經略海洋、謀求海上軍事霸權的“合理內核”，但也沒有放棄以中國大陸為敵的陸權傳統思維。否則，日本右翼就不應當幻想再現甲午戰爭“蛇吞象”的“壯舉”。陸權理論早已深深扎根於戰略家和社會精英的靈魂深處，對日本的影響很難消除，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有一個龐大的鄰居中國。由於歷史、意識形態、戰略等原因，日本視鄰國中國為其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拉幫結夥的最大阻力、其稱王稱霸的最大障礙。面向海洋，日本需防後路被抄；面向大陸，日本已經失敗；與中國聯合，日本疑慮極深；與中國亦敵亦友，日本對當“亞洲老二”心有不甘，更遑論要求中國支持其霸權國家目標。實際上，正是以K•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緣政治》和J•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兩書日文版分別於2005 年、2008 年再版為標誌，地緣政治才在當代日本政學界再呈流行之勢。（葛漢文《冷戰後日本的地緣政治思想》，載於《和平與發展》雜誌2014年第 4 期）這不是偶然的。而安倍出身的長州閥體系，恰恰是西方陸權理論的擁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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