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看上去混沌不清，充滿了偶然性和不確定的表象，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家、外交家和外交家的個性決定的。”（王逸舟《個性心理與國際政治》，載於《世界政治與經濟》2000年第4期）安倍晉三生於日本本州島西端的山口縣，山口縣是明治維新主力三藩之一的長州藩（亦稱山口藩）所在地，長州藩出的官僚、軍人形成長州閥，相關家族至今仍是日本軍政界高層的主要來源地之一。門閥傳統深厚是日本政治體制的一個特點，安倍的長州閥既曾湧現出明治維新的仁人志士，也多產軍國主義分子。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乃木希典、寺內正毅等等欠下中國和亞洲人民血債的軍國主義分子和侵略擴張政策重要推手，皆出山口。眾所周知，安倍的外祖父即是“昭和妖怪”、甲級戰犯岸信介。安倍繼承了外祖父“強國論”思想，既不願受和平憲法束縛，也不願被戰敗國歷史包袱壓著，“該說就說，該做就做”。早在2002年擔任內閣官房長官時，就放言日本“可以擁有原子彈和洲際彈道導彈”，“如果是最小限度地擁有小型戰術核武器未必違反憲法”。何其猖狂！這些日子安倍口出狂言不足為怪。在種種內外因素交替作用下，安倍時代的日本政府從某種程度上脫下了戰敗者的和平外衣，露出了赤裸裸的右翼本來面目。作為戰犯後代的首相安倍晉三也公然宣稱：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繼承了岸信介的遺傳！
3、相互間關係複雜的大小國家環繞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日本右翼具備了生存下去的天時地利人和條件，安倍之流敏感地把握日本社會意識右傾化的脈搏一路登上大位，必然按照自身右傾化的政治主張推進其對外政策。日本右翼發源於幕府時代末期，是日本文化與地緣政治相結合的產物。經過長期發展，右翼已成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其思想和組織長期影響甚至一度主導了日本的對外政策。戰後，適逢美蘇為首兩大陣營對立，冷戰後轉為中美矛盾、中西衝突、俄美對立，地處中國、蘇聯（俄羅斯）和社會主義陣營前線的地緣因素，使得投入西方懷抱的日本的戰略地位陡然上升，居高不下，此為“地利”；美國為首西方國家集團為遏制社會主義陣營，需要日本在遠東方向提供軍事基地、進行軍事策應，給日本右翼和軍國主義勢力生存發展提供了“天時”；日本內部不乏盲從而沒有真正覺悟的民眾，外部有美國等的縱容支持，且在戰略重點轉向亞洲之前，美國的對日本需求比德國高，此為“人和”。天時、地利、人和三位一體，地利是基礎，結果導致戰後日本右翼和軍國主義沒有被徹底清算。組織雖一度被取締，但思想影響猶在，形散而神不散。十年之內，各類組織又死灰複燃，日趨活躍，深入日本社會各個角落，滲透影響著日本國民的思想靈魂。加之政治環境日益寬鬆，日本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徹底清算右翼和軍國主義的時機。除非日本再經歷一次慘敗，再經歷一次占領軍高壓下的政治改造。否則，右翼和軍國主義不可能銷聲匿跡。
值得深思的是，同樣出於兩大陣營對立的需要，位於對峙最前線的東、西德國，其納粹和法西斯主義也有生存發展的天時地利人和條件，但這些條件沒有一個是完整的。東德自不待言，因為納粹和法西斯主義根本不見容於社會主義制度。西德方面，作為陸權國家，其西方盟友和中立國多與其接壤或近在咫尺、主要國家駐軍西德、歐洲國家普遍對放任德國有深刻歷史教訓，因而沒有一個國家希望納粹死灰複燃。當時，如果西德不清算納粹和法西斯主義，根本過不了關。換言之，美國、西歐國家固然希望西德以及後來的德國在中歐發揮與日本在亞洲一樣的作用，圍堵、遏制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俄羅斯，也允許其在北約作戰體系內適度發展軍事力量，但同時高度警惕德國，看得很緊，制約條件嚴。特別是美國，內心雖更希望德國再強大一些，以牽制各方，但美國無法要求西方盟國像放縱日本一樣寬容德國。否則，北約就解體了。再有，德國的發達程度與周邊國家基本處於同一水平，鶴立雞群般東山再起需要相當時日，環視周邊，其民眾的心態更和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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