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則不然。日本在發展水平上長期傲視周邊，曾是亞洲唯一發達國家，骨子里看不起周邊，對其他國家缺乏敬畏。唯一恐懼的蘇聯、俄國，其戰略重點又在歐洲。因此，日本政客和國民心態更加自大、自我中心，時常無視亞洲國家的要求。加之日本周邊國家相互間敵我友關係錯綜複雜，有的是朋友、盟友，有的則是對立面；美國自認為力量夠強，壓得住日本。因此，長期以來，亞洲國家也無力也無緣要求美國改變其對日綏靖政策，徹底肅清日本右翼和軍國主義。日本右翼有其“政治理想”、社會基礎，隨著社會右傾化加深，推進右傾對外政策一方面有利於當局鞏固政權，另方面也有利於進一步擴大右翼的社會基礎，“服從政府就是服從國家成為日本人的一種政治美德。面對政府日益右傾的言行，日本國民用一種特有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認識和判斷，沒有抨擊和指責，更遑論抗議。”（渠長根《日本政治右傾化加劇原因透視》，載於《國際觀察》雜誌2001年第4期）資本主義國家政客的競選綱領隨民意而定，安倍上台正是摸准了民眾思想脈搏的結果。安倍固然有妥協性，如他第一次任首相時，尚能靈活處理一些重大問題。但他的妥協性是有限的，右翼的本質不會改變。安倍也是“有理想”的憤青，“身為首位戰後出生的內閣總理大臣，我將接下改革與理想的火炬”（安倍語）。同時，當代日本社會整體右傾化的現實，也不允許他在與中國等周邊國家在妥協讓步問題上走的太遠，“民族主義有時會在不好的事態持續之後，作為一種反作用力出現”（約瑟夫•奈語）。
4、日本與周邊國家雖屬同一地緣文化圈，但日本人的“大和民族優越感”根深蒂固，不甘心失去亞洲重心地位，安倍政權對外政策是地緣戰略格局變動的結果，內涵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廣義而言，日本是“大中華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拿來主義”與島國實際相結合，形成特色突出的日本文化。中華文化主張和為貴，日本本應與亞洲各國和平相處，但日本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使得日本的“拿來主義”更偏重血腥和掠奪。日本從中華文化里學習了“義”但沒有學到“仁”，而且日本人的“義”是無道的“義”，是建立在愚忠、盲從、自大、自我基礎上的“義”。民族優越感往往建立在實力基礎之上，破滅往往始自衰落、戰敗與被奴役。日本是亞洲第一個長期也是唯一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明治維新”成就了日本的崛起，軍國主義分子則通過發動包括侵華戰爭在內的一系列對外戰爭使日本獲取了短期利益，坐上了亞洲頭號強國交椅，同時也坐實了日本“大和民族優越感”，誤導了日本的發展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盛極而衰，最終耗盡了前輩積累下的“維新紅利”。遂有戰後臥薪嘗膽，高速發展，成就了日本足以傲視周邊和整個亞洲的經濟與科技實力。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人的“大和民族優越感”並未因戰敗崩塌，因為日本人多不認為二戰敗於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人民，而是敗於白人世界的美國、蘇聯。隨著戰後經濟高速發展，日本人“大和民族優越感”反而再度膨脹，並催生了政治上的新要求。布熱津斯基指出：“由於歷史和自尊心的原因，日本是個不完全滿足於全球現狀的國家，雖然日本的表達方式比中國克制。日本不無理由感到它有資格被正式承認為世界大國。”。中曾根康弘在《21 世紀日本的國家戰略》中宣稱：“（日本）越來越不甘心只做偏安於東洋一隅的經濟大國和政治、軍事侏儒，很自然地產生了對與自身經濟實力相當的國際政治地位的追求，要重新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政治大國的角色”。日本1970年代成為經濟強國，1980年代成為軍事強國，至遲1980年代起，日本公開推動從戰敗國向所謂“正常國家”、政治大國轉變的進程，也有逐步所斬獲。
然而時運不濟或因緣所致，搭美國“安全便車”實現經濟起飛的日本，在它一路發展到接近危及美國自身經濟安全的時刻，被後者以高超的金融貨幣戰手段狠狠伏擊，損失慘重、“滿地找牙”。“日本奇跡”戛然而止，經濟自1990年代初起進入持續低迷、停滯狀態至今，像是給前30年的發展交了安保物業欠費，美國大老板是從來不做賠錢買賣的。與此同時，中國和平崛起、亞洲國家快速發展、地區實力平衡局面動搖、東亞地區主從易位、國際關係重新分化組合，地緣戰略格局向有利於中國、不利於日本的方向變動，直接危及日本政治大國夢想，也激發了日本全社會強烈危機感。面對所謂地緣戰略“困境”與“威脅”，日本有三條路可走：一是擺正位置，和平相處；二是侵略擴張，一勞永逸；三是依靠外力，遠交近攻。其中的核心問題是，日本是背靠中國，面向海洋？還是背靠美國和有關海洋國家，對抗中國？日本舉棋不定，左翼與右翼主張明顯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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