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後，我所在的中隊被集體分到空軍某師駐甘肅的一個飛行團。大夥兒坐著小火車來到一個縣城，到了部隊才發現這裡比茫茫戈壁的新疆還要荒涼。在甘肅一年多之後，我又隨部隊轉場到了陝西，飛“強5”輕型超音速強擊機。
1992年，我遭遇了終生難忘的“空中停車”事故。那天，我駕駛飛機在吐魯番作超低空飛行訓練，突然，飛機發出巨大的響聲，氣缸溫度驟然升高，發動機轉速急劇下降，一個發動機幾乎停轉。
當時根本沒時間想後果，只想著能不能把寶貴的飛機飛回去。我穩穩地握住操縱杆，慢慢地收油門，依靠剩下的一個可以工作的發動機把飛機一點點往上拉。由於動力不足，飛機飛得很慢，而且帶有側滑，操作起來十分艱難。500米、1000米、1500米……慢慢地，飛機升上來，終於越過天山山脈，向著機場飛去，穩穩降落在跑道上。
平穩落地之後，戰友們跑過來接我，我才發現自己的衣服都被汗水濕透了。儘管當時很緊張，但我下來之後心情很快就平靜下來，第二天照常飛行訓練。
1992年底，部隊精簡整編，我所在的空軍師被整個裁掉，飛行員集體轉到駐川航空兵某團。當時家里經濟條件不太好，有親朋好友勸我轉去民航工作，也能增加些收入。但我的理想是當戰鬥機王牌飛行員，去開四平八穩的民航飛機實在不是我的願望。當時我已經是飛行近千小時的二級戰鬥機飛行員了，而安全飛行1000小時以上就可以參評一級飛行員。
在愛人張玉梅的理解和支持下，1993年初，我來到駐川航空兵某團，由“強5”改飛“殲6”，用了兩年多時間，終於飛完了殲擊機的基礎課目，掌握了全部技能。後來，我被提拔為中隊長，又調到團里當了領航主任。到1996年為止，作為飛行員，我基本年年飛全勤，總共安全飛行1350小時，成為一級飛行員。
1995年9月，經中央軍委批准，載人航天工程指揮部從空軍現役飛行員中選拔預備航天員。
我是在意外、興奮和一無所知的茫然中得到參加航天員選拔的通知的，然後，在最短的時間內，我對當一名航天員意味著什麼作了大致了解。
從“兩彈一星”到載人航天，有老一輩革命家和科學家的心血付出，有千千萬萬無名英雄的默默奉獻，到了90年代，中國航天員應時代的呼喚出現了。可以說，我們這一代飛行員，無疑是幸運的，因為將有機會去實現古老民族的飛天夢想。
1996年初，我們886名飛行員在青島空軍療養院參加外圍體檢和初選。體檢用了整整一個月，幾乎動用了一切可能手段，對我們進行了從頭到腳的逐項檢查。許多身體條件和知識水平看似無可挑剔的飛行員，可能因為一個小問題就被刷掉了。
這一關下來，886人變成了90人，然後從90人中又篩選出60人，到北京接受複檢。我提前3天就到了空軍總醫院接受檢查，十來天的複檢結束後，又淘汰了20人。
1996年8月，我們被送到航天員中心做特殊功能檢查。檢查中用到的很多設備儀器和方法，都是我以前從來沒見過的，做起來感覺相當痛苦。
比如在離心機上飛速旋轉，經受7倍於體重的超重，測試胸背向、頭盆向的超重耐力；在壓力試驗艙，要模擬上升到5000米、10000米高空，檢查耳氣壓功能、低壓缺氧耐力和減壓病的易感性；在旋轉座椅和秋千上檢查前庭功能；進行下體負壓、立位耐力、心理功能等測試。這些檢查內容，我們每名航天員至今也依然在經常訓練，以保持身體的狀態和各項機能。
檢查結束後，預選航天員只剩下20人。
1996年12月，我們結束了全部測試，卻沒有宣布結果，只是要我們回部隊等消息。
1997年，航天員中心專家組來到我所在部隊，分別同我的戰友和妻子進行談話考核。
專家們問我的妻子（張玉梅）：“如果楊利偉被選為航天員，今後的生活有所變動，你能習慣嗎？”“當航天員有危險，你同意嗎？”
玉梅的回答很乾脆：“習慣！這些年都是這麼過來的。”“利偉當飛行員這麼多年了，有危險不算什麼事情，他看重自己的事業，無論他做啥，我都支持。”
就這樣，1997年底，我們12名飛行員來到北京，和先前加入航天員隊伍的2名“國際航天員”證書擁有者吳傑、李慶龍一同“隱居”起來，成了航天城里最神秘、最難以接近、最不自由的人。
其實，嚴格的管理既是對我們的保護，也是我們成為一名合格航天員的保證，這是因為，入隊以後，我們要在5年時間學完航天醫學、地理氣象學、高等數學、自動控制等基礎理論和體質訓練、心理訓練、航天環境耐力和適應性訓練、航天專業技術訓練、飛行程序與任務模擬訓練、救生與生存等8大類上百個訓練科目。
1998年1月5日，中國航天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中國人民解放軍航天員大隊正式成立了。
那天，我們在國旗下莊嚴宣誓，並一一在國旗上莊重簽下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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