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這個“仁”跟當代社會主義思想可以互相發明。社會主義強調的就是團結：有工作能力的人要照顧還沒有工作能力或者已喪失工作能力的人，互相團結；健康的人要跟病患互相團結、互相扶持，也就是我要照顧你，也才能期待你會照顧我。這就是你中有、我中有你，而不是唯我獨尊。西方講的是個人主義，走到最後就是強者欺壓弱者、強國欺負弱國，這三個元素就造成中國的擴展不是透過武力征伐，而是透過互相的包容、理解、認同，然後自然而然地成為一體。
這也就難怪20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湯恩比，在他的代表性著作那個十二卷版的《歷史研究》當中，他針對人類史上存在過的26個較為重要的文明做了研究之後，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他以“挑戰-回應”的模式來分析一個文明的盛衰起落，他發現一個文明就像個人一樣，也要歷經出生、茁壯、繁榮、衰退、死亡。他很訝異地發現，中華文明是這26個文明裡面唯一的一個例外。其他25個文明沒有一個逃得過滅亡的宿命，只有中國文明在瀕臨滅亡時，由於成功地吸收了域外的大乘佛教，也就是宋儒所開創出的宋明理學，而開出了第二春。抗戰時期，研究宏觀歷史的雷海宗先生就曾經提出一個問題，中華文明能不能有第二次的復興，能不能開出第三週期？由於中國明朝中葉以來的海禁政策，而與西方的大航海時代脫鉤，沒有能及時趕上工業革命的浪潮。因此從鴉片戰爭以後，國勢一落千丈，一直處於挨打的局面，打得大家對自己的文化信心喪失殆盡。因此為了救亡圖存，各種議論爭奇鬥艷，早先是向英、法來學習，其次就向德國來學習，甲午戰爭之後就向日本來學習，十月革命後就向蘇聯來學習，搞到最後甚至主張“全盤西化”，文化主體意識喪失殆盡。這可以說就是病急亂投醫，而五四運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所展現出來的一次大型的文化自覺的全民社會運動。
五四運動不可諱言有它的侷限性，當它一面倒地謳歌新文化，咒罵舊文化，就不免讓人把五四運動跟反傳統畫上等號。其實，要說五四運動是一種反傳統的文化運動，並非公允之論，但不可否認的，五四運動確實影響了多數民眾對傳統文化的貶低與蔑視，這就對文化自信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其實，筆者早在30年前，為了紀念五四運動70週年發表了一篇〈文化主體意識的重建━當代菁英階級的文化意識批判〉，在當時台灣的《聯合晚報》副刊連載五天，這篇文章應該是開啟當代針對“文化主體意識”這個論域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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