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舉兩個例子，第一，1998年8月31日，朝鮮發射大浦洞導彈，飛越日本領空，日本國內頓時嘩然。就是以此為由頭，小淵惠三政府開始與美國聯合研發TMD（戰區導彈防禦系統）。第二，2006年，小泉純一郎即將卸任，當時首相職位的競爭者主要有兩人，一個是安倍晉三，一個是福田康夫，但就在當年7月，朝鮮進行了導彈試射，日本國內又是一片嘩然。一向對朝強硬的安倍晉三借機渲染，在選戰中明顯占據優勢，福田康夫於是宣布退出。可見“朝鮮威脅”的氛圍在日本國內製造出的政治後果是非常明顯的。
這次危機高潮期間，安倍在國會發言，提出朝鮮可能已經擁有化學武器，並可能搭載到核彈頭上對其他國家實施攻擊。此舉渲染危機、製造緊張、煽動輿論的味道就很濃。去年11月日韓簽訂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在此之前，2014年美國奧巴馬政府牽頭，與日韓簽了三方情報交換協議，日韓要通過美國這個“中轉站”間接交換情報——GSOMIA簽訂後，三方之間情報交換渠道全面打通，日韓不再需要美國作為中介。那麼，如果日方掌握了有關朝鮮化武的情報，在當前的交換體制下，美韓理應也掌握了同樣的情報，但為什麼唯獨安倍跳出來爆料？這就很說明問題。安倍一直在把朝核問題作為一個素材，用於軍事和安全政策目的。他長期支持朝鮮綁架受害者家屬會組織，阻撓2002年日朝《平壤宣言》的落實。在他任內，每次朝鮮發射導彈或核試驗後，在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規定的內容之外，日本都要再單獨追加對朝制裁措施。
中評社記者：您如何評價日本在之前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中的角色？您認為，未來如果重啟談判，日本又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楊伯江：六方會談是首次把朝核問題的利益相關方聚集到一起、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多邊外交談判機制，在東北亞地區歷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這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又是包括日本民眾在內的各國所期待的。所以，日本官方並不公開否定朝核六方會談。如果那樣就犯眾怒了。但日本對六方會談的實際態度不積極。六方會談從2003年啟動到2009年朝鮮宣布退出，6年間歷經波折起伏、斷斷續續，在這個期間，日本不斷有人渲染“六方會談無用論”。同時，日本官方以雙邊議題牽絆六方會談整體進程。所謂雙邊議題主要是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安倍對朝態度一直極為強硬，2006年9月第一次執政期間對小布什政府要為朝鮮摘掉“支恐國家”帽子不滿，美日分歧是導致安倍執政一年便宣布辭職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此之前，他在綁架問題上甚至與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意見相左。2002年9月小泉訪朝後，根據雙方約定，被綁架者回國探親後返回朝鮮，但最後卻沒有回去。這其中有被綁架受害者家屬會的作用，而家屬會又是憑借了安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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