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說：“部長們參加的國務院常務會已經討論通過的一些政策，現在卻還‘卡’在那兒，讓幾個處長來‘把關’，這不在程序上完全顛倒了嗎？”這引發了人們對“處長現象”的關注。4月21日《中國青年報》的一篇文章援引了一個舊例，說某省一個富豪在接受采訪時直言無忌：老板再大，一個處長都能把你搞死。
部長們開會時沒意見，開完會回去卻要處長來“把關”，這種奇怪的現象似乎與權力無關，而只與程序有關。不過，人們對“處長現象”的議論由來已久，有的稱之為“處長專政”、“處長治國”，這當然不無誇張，只是極而言之地表達了對處長們的惡感。
在古代中國，一個縣太爺掌握生殺予奪大權，所謂“滅門的知縣”。如今，一個處長有沒有把一個老板“搞死”的能量呢？如果處長的權力很大，并且不受制約，并且“搞死”不意味著對生命權的剝奪，那麼是有可能的。豈止處長可能，更低級別的官員也可能，更高級別的官員就更可能。但事情不能做抽象的討論，是非曲直還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處長雖然官不大不小，位置不上不下，其在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卻是不容忽視的。權力系統有層級分工，司局長要處長“把關”，這意味著處長有權力，也意味著處長有責任。如果處長不用動腦筋、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上級怎樣說就怎樣辦，上級不說就不動，那他也就沒有任何權力可言。但這樣一來，權力高度集中到處長們的上級，同樣會發生相似的問題，甚至可能導致更嚴重的問題。
處長在權力運行中承上啓下，他們的才幹與品德會對行政效率、社會效率構成直接影響。如果一個項目被一個處長否決，這可能是項目本身有問題，也可能是這個處長在濫用權力。無論是出於何種原因，都應該讓當事人有申訴救濟的渠道。處長身為中間層級，不可能一手遮天，但如果處長所做的決定不能被重新審視，那麼就會形成一種事實上的絕對權力，他可能用之來為民辦事，也可能以之來實施刁難甚至尋租。
在一定意義上，“處長現象”可以看做是機關治理中亟待解決的一個“內部事務”，只是因為它有廣泛的外部效應，才為社會公衆所矚目。但給處長貼上各種標簽是容易的，卻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并且使複雜的問題不恰當地簡單化。“處長現象”不會孤立地產生。有理由相信，當一個權力系統中的處長能够經常濫用職權，這個系統的治理已經存在問題。倘若一個省長到部委去辦事，接待的處長連眼皮都不抬一下，這是什麼問題？如果處長的上級做“甩手掌櫃”，不親理“庶政”，那麼權力向處長發生轉移是必然的，但與此同時責任也會發生轉移，這就使處長在有些時候會充當系統工作不力而被諉責的“替罪羊”。相反，假如系統權責明晰，制度健全，則處長就不會有不受監督制約的自由裁量權。
如果處長不成為一個“現象”，解決起來當然很簡單；問題是，當人們觀察“處長現象”把原因歸結於處長這一層級本身，甚至歸因個人品行，則很可能偏離了正確的治理之道。在一定的行政環境中，把處長張三換成李四，并不會使“處長現象”得到真正解決。處長成為人們詬病的一個“現象”，其實再一次提示了改革的著力點，那就是一方面要加快簡政放權，另一方面要對一切權力實施有效監督和制約。（來源：羊城晚報 作者：滕朝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