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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

http://www.CRNTT.com   2013-06-07 15:15:06

我們知道朱自清先生1934年之後不再講這門課了，這門課日後得以發揚光大是新中國建立之後，因為他的弟子王瑤先生而成為一個重要的學科，這一點大家知道。但是有一點不太知道的還有一個人是吳組緗。吳組緗是著名的小說家，也是當時清華的本科生，後來念研究院。他1942年因為老舍介紹他可以到大學裡面當老師，他要開什麼課，開幾門課，現代文藝、文藝文、小說研究等等。然後寫信給老師說，老師，當年記得你講課的時候有一個講稿，請你借給我，我要上課了，我備課很困難。於是老師就把他的中國新文學綱要送給了吳組緗。五十年代以後吳組緗到北京大學來教書，很長時間他是教我們說的新文化的。1956年以後因為做吳敬梓的研究，後來做《紅樓夢》的研究，日後才是做古典小說。1956年以前吳組湘是做我們所說的新文學研究。換句話來說，當年在清華埋下的新文學研究的種子是要王瑤和吳組緗這兩位先生身上發芽的，這是新文學。 　　黃侃：汪辟疆稱在南京教書是黃侃一輩子最愉快的時光舊文學我想講一個有趣的故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北京大學的競爭對手是東南大學，南京的東南大學。可是那個時候北京大學的聲勢如日中天，因為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原來的東南大學一番蛻變之後就變成了後來的中央大學。中央大學成為當時全國的第一高校，它的規模超過了北京大學。因此它能引攬各種各樣的人才，政府給它更多的資助，名聲也起來了。1930年代的南京是首都，特別是首都的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的集中了一批人才，尤其是當時中文系的教授們。這邊是黃侃，這是吳梅，黃侃、吳梅今天也是大家熟悉的兩個做語言文學的。黃侃先生日後主要的成果主要是語言研究，但是他在北京大學、武昌高師，就是今天的武漢大學講課的時候是講文學的。 　　這是程千帆先生抄下來的，當年給他講文學的是黃季剛，講音韵學的是胡小石，講詞的是吳梅等等。這一系列在今天看來都是了不起的大家。我關心的是1935年中央大學的教授黃侃50歲英年早逝，汪辟疆給他寫的悼詞，說黃先生一輩子在北京、在武漢、在南京各地教書，對他來說在南京是最愉快的時間。因為在這個地方有這麼多老先生、這麼多朋友們跟他在一起，一起在這裡教書，同時他們後面的這幾句話，幾無日不集,集必劇談移晷,以為笑樂。每天經常在一起聚會，春秋佳日的時候大家一起到游名山，游名山寫詩，然後喝酒。這種衣食無憂的教授們在這個地方詩酒惆悵，而且很愉快。 　　南京教授們做學問另有一套 以遊戲心態來從事學術研究講一個細節，是民國年間的詞學大家龍榆生，他寫了吳梅的事情。說，他經常從上海到南京去拜訪吳梅。有一次印象很深，下午到了南京。吳梅叫了他的學生唐圭璋，是日後做詞學研究很有名的學者。約了他來游後湖，而且帶了自己的兒子，4個人租一個小艇。唐圭璋吹笛，吳梅父子兩個唱他新近寫成而且很得意的《霜厓三劇》，裊裊餘聲，繞雲縈水，叫人有望之有神仙之感。一直到夕陽西下才回來，這是教授的生活。 　　汪旭初後來說，當年的這些教授們春秋佳日不斷地遍游，乃至黃侃先生曾經跟人家說，此真花天酒地也。在櫻花或其他花盛開的季節，在花叢下喝酒、聊天、談詩、論文，這種生活讓他特別懷念。所以花天酒地四個字傳授意思，是因為當時在南京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任教的中文系的老師們，有很多人能做學問，也能夠寫詩文。因此經常在一起登高賦詩、飲酒聚會。可是我想說的一點，能寫詩、能喝酒的不僅是南京的，北京的教授們也會喝酒、也會寫詩，他們也踏青，但是他們不宣揚。他們不會炫耀自己在做這件事情。 　　我讀1934年到1938年的朱自清日記，發現那個時候清華的教授朱自清本人也經常聯袂游山，也經常聯句紀游，也經常喝酒聊天，但是他們不落成文字，不對社會公開。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似以傳統士大夫的雅趣，沒有什麼好說的。 　　對於南京文人的花天酒地，上海的左翼作家看不起，北平的京派文學家也不會這樣，因為1930年代的中國其實局勢非常微妙，我說弄不好大家會覺得你“商女不知亡國恨”。可是過半個世紀了，時間轉化了，大家不知道又到了風和日麗的太平歲月，很多人說起來那才叫教授呢。那個時候的教授和今天整天去寫論文，或者到處去講課的教授不一樣，所以人回過頭來懷念那些教授生活。 　　這些教授們做不做學問？也做學問。但是南京教授們做學問另有一套，因為努力把生活和學問打通，以遊戲的心態來從事學術研究。最有影響最容易說出來的是汪辟疆的《光宣詩壇點將錄》，那是用水滸的點將錄的辦法來評比當時的詩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聯想。後來錢仲聯又寫了另外一個新的詩壇點將路。 　　這個說法我不說，我說的是這種把學問、人生結合在一起的那一種教授生活，五十年代以後國民政府敗走台灣，新中國成立以後當年首都的教授們因為跟前朝政治的瓜葛，就很不得志。這個時候五十年代初，南大的著名教授在比較北大和中央大學的學風的時候，他就說了一句話，北大向來注重學術研究，我們中央大學是提倡古詩文的模擬，他們能為學術界造就一些學者，而我只為反動統治者造就幕僚而已。我能理解這是一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說了這麼激進的話，但是裡面有一句話是真的，相對於這兩個大學或者是兩個城市教授來說，同樣是教古代文學，北京大學的教授把它作為學問，而中央大學以及中央大學後來，解放後的延續南京大學的中文系教授，他們更注重對古代詩文的接受、模擬。 　　程千帆先生早年招博士生的時候有一個說法，讓你現場寫一首七律，因為他的思路是，你不是研究杜甫、李白嘛，你不能達到他的水平，但起碼有一點這樣的鑒賞和寫作能力，這樣你才能談得比較到位。這是程千帆先生重提當年在南京大學經歷的時候說了一段話，我為什麼做學問做得還可以，是因為我會寫幾句詩詞，所以我體會比較深。這個思路和北京大學是兩種不同的學術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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