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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戶籍改革:僅試行三年給人想像空間

http://www.CRNTT.com   2009-03-08 07:15:40  


 
  後來我(籌拍《青紅》前)回去過一次,離貴陽特近,就在郊區,有點像北京到通縣那個距離。但當時的印象裏,山路曲裏拐彎的,又沒路燈,覺得離貴陽遠著呢。那次回去時我以爲他們還在說上海話,我就跟他們說上海話,却沒人理我,一點反應都沒有,全是貴陽話,整個給我弄蒙了。

  小孩沒有戶口,反正父母在哪兒我就在哪兒。我在貴陽一直呆到13歲,後來因爲我爸調去了武漢軍區話劇團才離開了工廠。那時候沒開放,自由職業和停薪留職這些說法都沒有的,調動和遷移都需要戶口檔案。我爸有過好幾次機會回上海,比如80年代他有部戲在上海戲劇節上獲了獎,當時大家都讓他回上海,但他只要一想到戶籍、檔案和人事這些個就嫌麻煩,而且在外多年了,也是人生地不熟了,就一直沒回上海。我一直爲我父親覺得可惜,戶籍制度對人的這種隔離,在他們這代人身上體現得比較明顯。

  我原來打算拍的一部戲,寫的就是當初廠裏的五家人。他們從廠裏跑了,一個車間的黨支部書記領著其他四家人,半夜三點多鐘,提前約好了解放牌大卡車,開到廠裏,走了。第二天廠裏發現人沒了,這時候已經是“火車向著韶山跑”,早就奔上海了。到了上海,他們五家人就落脚在上海的郊區,浦東郊區農田邊上的一排平房裏,什麽都沒有,沒有戶口,小孩當時也沒法上學。我認爲這五家人非常偉大,戶口不要,什麽都不要,就要回上海回老家。

  隨父母去了武漢後,我在重點中學華中工學院附中讀書。那時候我覺得自己是上海人,武漢又算什麽。我對那時穿過的一件衣服印象特別深,後來從中央美院附中畢業時都留著這件衣服,深灰色的四個兜,的確良的。但在武漢人眼裏這件衣服特土,他們用武漢話說我是鄉里娃。我聽明白了,鄉下孩子,我說反了吧,怎麽叫我鄉下人?其實想想我還真的是鄉下人,第一堂是英語,第一個問題就沒人回答,老師就點了我這個新同學的名,我起來用英文回答了,一下子大家刮目相看了,鄉里娃的地位提高了。

  在我的印象裏,即使後來去了北京讀書,也幾乎沒有想過“回上海”,我對上海其實沒什麽印象,也沒有完完全全把自己認同爲上海人。15歲那年我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一個人去了北京。那時候我有了集體戶口,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戶口這個意識,雖然只是集體戶口。

  我怎麽就離開北京了呢?

  我們家一直都這麽漂來走去的,沒有太强的“我是哪里人”的概念,但我當時覺得自己在北京讀書,在北京呆下來是天經地義的。直到1989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我們那届可能是最後一批國家包分配的大學畢業生,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又要面臨(戶口的)選擇了。

  我們那一届畢業生留在北京的機會很少。我學分比較高,學校問過我要不要留校,那時年紀小,23歲,傻乎乎的,經不起這種考驗。當時就想搞創作,覺得拍電影的留校當老師不太適合,稍一猶豫機會就失去了。後來北影廠提出要我過去,但沒多久北影廠的機制也變了,又去不成了。

  當時大部分同學都比我聰明,他們知道北京戶口多麽重要,他們按兵不動,比較有韌性,哪兒都不去,就死耗著。反正學校也只能把你的戶口壓著,你可以在這段時間裏慢慢尋找機會,最後大家的戶口也都落在北京了。當時我不敢扛,覺得很恐怖,沒有身份怎麽辦?再加上分配到了福建電影製片廠,那邊答應讓我過去就拍電影,我就去了,把戶口和檔案都調去了福建。一到那兒我就後悔了,從此我和北京就沒關係了啊,一輩子都是福建的了。我在北京生活學習了10年,就這麽輕易地離開了?我恐慌了一段時間的。

  剛到福建時我就下定决心了,什麽行李都不買,什麽傢具都不買,就一張床,被褥刷牙杯子毛巾弄好,其他的我什麽都不要。因爲我知道多一樣東西就多一個負擔,就多一個累贅,將來想走都走不了。那時候領完工資,250元錢肯定壓在枕頭下面,用來買機票的。那時回一趟北京坐聯航250元,這個錢打死放在那兒不能動的,剩下的買烟。開始住廠裏招待所,後來給了我一個宿舍,我就揀了個沙發擱在宿舍裏。

  在這期間我就折騰劇本,折騰了五六個劇本。聽說同班同學胡雪楊已經在上海開拍《留守女士》了,我把這個意思和廠長說了,結果廠長表態說,我們大學生要鍛煉五年。我一聽,沒散會呢,喝完水出去,跟人打招呼說我走了。我回宿舍去把包一拿,把鑰匙給了人管著,走了,從此就一直沒回去上班。我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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