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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騰飛錯在何處？

http://www.CRNTT.com   2010-05-21 10:19:39

新聞鏈接４： 對歷史的輕佻與侮慢 2009年10月25日22:54文新傳媒網-文匯報 本文為上海市教委中國古代史重點學科建設項目【項目編號：J50405】（編者注） 　　號稱“史上最牛的歷史老師”袁騰飛先生推出了《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1）》（上海錦綉文章出版社，2009年8月版），向公衆開講中國史，這一册涵蓋了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古代史。作者自序引用了國學大師錢穆《國史大綱》卷首語：“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綫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顯然，作者是以此為講史准繩的，而我也正是以這種標杆去拜讀袁著的，但讀完全書，不僅領悟不到他的溫情與敬畏，撲面而來的卻是他對中國歷史的輕佻與侮慢。 一、考據學“這個玩意兒實在沒什麼意思” 　　袁著自序聲稱，“歷史應該是論從史出，得出的每個結論應該有史實做依托的”；還說自己“至少讓學生不要相信沒有史實根據的事情”。我無緣親聆其課，只能憑借他這本《玩意兒》來領教，看到的卻是紛至沓來的史實出入。以下試從十個方面說明，限於篇幅，每類僅舉一二例證。 　　其一，小說家言。除非運用陳寅恪那樣的詩文證史法，一般情況下小說戲曲是不能當作史料的。而袁著說，商末“比幹因為勸諫被挖掉七竅玲瓏心，後來成了文財神”（原書頁58），文財神之說純屬齊東野語，即便《封神演義》裡，薑子牙封比幹為文曲星，也不是文財神。類似情況還有宋高宗把岳飛“十二塊金牌召回風波亭幹掉”（頁177），風波亭也僅見於《說岳全傳》之類的小說家言。對岳飛有全面研究的王曾瑜先生在其《盡忠報國：岳飛新傳》裡指出：“後世傳說岳飛死於風波亭，宋代無此記載，故並不可信”。袁著卻把這些小說或戲曲中的藝術創作當成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 　　其二，子虛烏有。袁著有些叙事根本找不到史料根據，完全屬於自產自銷。例如，他說，“蜀國建立後，諸葛亮只活了九年”（頁75），頁262他再次說：“諸葛亮在蜀漢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說“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或‘蜀’”，而《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其卒於建興十二年（234），至今尚無史料說他死於230年。袁著又說，厓山之戰後，“張世傑准備退往印尼、菲律賓，重整旗鼓反攻，不幸遇到台風遇難。”（頁184）有關記載只說張世傑“將赴占城”（在今越南南部），而“不能達”，從未見其“准備退往印尼、菲律賓”的史料。倘是著者獨家發現，切盼公諸學界同好。 　　其三，張冠李戴。袁著頗有將不相幹的人事與言論派錯主人的情況。例如，他論王充的唯物主義思想，卻引“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為證（頁63），這不是王充的主張，而是荀子的高論，語見《荀子.天論》。1004年澶淵之盟前夕，宋真宗禦駕親征，卻不願過黃河。袁著說“寇准特生氣，但也沒轍。太尉高俅拿著鞭子抽抬轎子那幫人，瞎了眼趕緊把皇上抬過去。”（頁166）隨從真宗北征的殿前都指揮使姓高，也確可稱為高太尉，但他不是高俅，而是高瓊，《宋史》有傳。那時，估計高俅的爺爺還沒有出世，而且兩人雖然同姓，卻非一族。作者張冠李戴，在年代上相差達一個世紀，實在離譜。 　　其四，以偏概全。歷史上的人、事、物豐富而複雜，決不可盲人摸象，固執一端，袁著卻時有這類錯誤。例如，他說，“中國古代的五種兵器，排在第一位叫‘殳’，很好聽的名字，其實就是木頭棒子。”（頁20）據《漢語大詞典》，殳“以竹或木制成”，只說其“木頭棒子”有失全面。而且，其“頂端裝有圓筒形金屬，無刃。亦有裝金屬刺球，頂端帶矛的”例如，他說，“蜀國建立後，諸葛亮只活了九年”（頁75），頁262他再次說：“諸葛亮在蜀漢建立9年就去世了”，其上文說“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漢’或‘蜀’”，而《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其卒於建興十二年（234），至今尚無史料說他死於230年。可見它有金屬矛頭，隨縣曾侯乙墓就出土過銅殳，將其說成是純木頭棒子顯與現存文物有出入。作者還講到“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飛是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這個是挺不容易的”（頁152）。即便不說宋初樞密使與副使多由武將擔任，即便杯酒釋兵權完成後，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也不止狄青與岳飛兩人。太宗朝有曹彬，真宗朝有其子曹瑋。仁宗朝除了狄青，還有王德用，他們兩人還都升任樞密使。欽宗朝名將種師道也擔任過同知樞密院事（相當於樞密副使），與岳飛同時，高宗朝武將當上樞密使則有張俊與韓世忠。 　　其五，混為一談。歷史上有些制度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即便同一制度，在不同朝代，其執行情況有時並不一致。而袁著往往不加辨別，纏夾混淆。比如他說：“從秦朝開始則獎勵軍功，按軍功授爵。所以中國古代的有爵位的人，一般都是立下戰功的，文官也一樣，比如曾國藩和李鴻章，立戰功了才封爵。”（頁47）。這是把秦的軍功爵與其前後的一般封爵制誤為一事。例如司馬光，從《資治通鑒》第8卷起，就有“河內郡開國侯”的系銜，可他從來沒有戰功，類似情況秦漢以後可以找出很多。著者還說，“按照中國古代的禮法，明朝以前凡是先帝駕崩，不能生育的嬪妃一律殉葬，武則天也應該勒死殉葬的。”（頁103）這一說法大有問題。秦始皇死後，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其後，盡管有個別妃嬪自發殉死的例子，但後宮殉葬即不見於各朝典制。唯有明朝，從太祖至宣宗一度恢複妃嬪殉葬，明英宗臨死前明確廢止這種倒行逆施。袁著根據明朝前期相關情況，便判定其前各朝禮法歷來如此，未免太想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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