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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新雨: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

http://www.CRNTT.com   2012-08-11 09:13:44  


 
  第三,正是在上述外部學術環境惡劣的情況下,韋伯強調學術內在志向的重要性,如果沒有某種迷狂和熱情,這個人便不會有科學的志向。但是,這只是一個前提。這個志向還必須要接受學術空前專業化的制約,今天,只有徹底的專業化,才能具備學術信心取得成就,這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這並不意味著科學可以化約為計算問題,以為科學可以從實驗室或統計卡片索引中製造出來,所需要的只是“智力”而不是心靈,這是無知,科學需要靈感和想法。專業性的工作和以此為基礎的創見,缺一不可,彼此不能互相替代,這也使得學術充滿風險,需要從事者有徹底的獻身精神。

  針對內部和外部種種限制,韋伯特別強調科學不是一項“表演”的事業,而必須是發自內心地獻身於學科。

  在科學領域,假如有人把他從事的學科當作一項表演事業,並由此登上舞台,試圖以“個人體驗”來證明自己,並且問“我如何才能說點在形式上或內容上前無古人的話呢?”這樣一個人是不具備“個性”的。如今我們在無數場合都能看到這種行為,而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一個人提出這樣的問題,而不是發自內心地獻身於學科,獻身於使他因自己所服務的主題而達到高貴與尊嚴的學科,則他必定會受到敗壞和貶低。

  科學需要的是從內心出發真正地獻身於一個永無止境、必然會被超越的科學進步的過程。這是一個理智化的非宗教過程,今天的科學並不是通向“神”的“幸福”之路,它甚至窒息了世界存在著的“意義”這種東西。科學不涉及終極關懷,是因為科學的有效性是有邊界的,它是以假設(概念)為前提的,而它自己並不能證明這個假設。科學研究的成果,是從“值得知道”這個角度來說的,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是重要的。它所預設的是,科學的“關切”是以這個過程參與文明的共同體,但是,它預設的這個“關切”絕不意味著這一關切是不證自明的。科學描述的這個世界是否值得存在,活在這樣的世界裡是否有意義,這些都不是科學需要和能夠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因此,學術作為一種“天職”,是在知識“為了自身的目的”的範圍內的,是知識自身的“倫理”體現。

  正是從這樣的科學立場出發,韋伯指出講壇不是“先知”和煽動家應呆的地方,他們應該到大街上去對公眾演講,即到能夠聽到批評的地方去說話。學術是“為深思熟慮疏鬆土壤的犁鏵”,不是“對付敵手的利劍”。對實際政治問題所持的意見,同對政治結構和黨派地位的科學分析是兩回事。

  例如,如果要在課堂上討論民主,就應當考慮民主的不同形態,分析它們的運行方式,以及為每一種形態的生活條件確定具體的結果。然後還要將它們同那些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比較,並努力使聽講人能夠找到依據他個人的最高理想確定自己立場的出發點。

  真正的教師會保持警惕,不是或明或暗地將自己的態度“強加”給學生,他應該要求自己做到知識上的誠實。課堂上,學生必須聽老師說話,但是課堂上的老師因為沒有人能夠批評他,如果他不能盡自己的職責,用知識和科研經驗幫助學生,而是乘機漁利,兜售自己的政治見解,就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因為作為“科學”的學術無法涉及終極關懷,在一個不同制度的神和價值相互爭鬥的時代,價值的多元性使得一些事物不美、不善、不神聖,卻可以為真。在一神論的基督教被除魅之後,價值多元性之間的爭鬥和衝突已經成為對日常生活的要求,因此,必須勇於正視這個時代的文化命運。對於大學的教師來說,課堂並不是“政治”的領域,這裡的政治指的是黨同伐異的政黨政治,教師不應該扮演政黨領袖的角色,其首要職責是要教會他的學生承認“令人不舒服”的事實,即相對與他的黨派觀點而言不同的事實。教師要做到使學生頭腦“清明”,能夠在價值問題的選擇上,找到自己的立場和實踐的手段,因此,教師的職責是向他們指出選擇的必然性,並且到此止步,即不是把自己的立場灌輸和推薦給他們。諸神之間無盡的爭鬥,意味著對待生活的各種可能的終極態度,是互不相容的,其鬥爭也是不能有結論的,因此,必須在它們之間做出抉擇。但是這個抉擇需要每個人自己去做,而不是依靠外在的“先知”或者教師。

  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學術的科學本身的確是一種價值判斷,只是它必須建立在專業立場之上。這個價值判斷並不是派發神聖價值或者神啟,而是通過嚴格的專業化學科的操作,服務於有關自我和事實間關係的知識思考,“一名科學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價值判斷之時,也就是對事實充分理解的終結之時”[]。在一個世界已經被除魅的時代,終極性的神聖價值已經從公共領域裡消失了,學術界的偽“先知”,即盲目的信仰所能夠創造的不過是狂熱的宗教團體,而絕不是真正的學術共同體。必須正視不同立場的知識性存在,因此,課堂上理智的正直和誠實才是最大的美德,也即學術共同體賴以生存的美德。在韋伯看來,在一個上帝死去、諸神爭鬥的時代,學術共同體的存在,其重要性正在於提供自我和事實之間關係的知識性思考,而這樣的思考必須是在容納多元的甚至互相衝突的價值觀的基礎上進行,否則就是學術的喪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學術不是神學,也不是“政治”,必須摒棄這兩種意義上的“煽動”性。我們需要在這個基礎上去理解韋伯之“價值無涉”的原則,即作為學術共同體本身的兼容並蓄的原則,它以事實和知識上的聯繫為基礎,以正直與誠實為工作原則,舍此,則是學術共同體的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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