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

呂新雨：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

http://www.CRNTT.com   2012-08-11 09:13:44

韋伯認為如果用目的為手段辯護，信念倫理必定失敗，因為從邏輯上講，凡是道德上有問題的手段，信念倫理就必定會拒絕。但是，在現實的領域裡，我們往往看到的是相反的情況，這正是政治的起源。因為從信念倫理上說，信徒無法容忍這個世界在道德上的“無理性”，他們是“普遍主義倫理觀”意義上的“理性主義者”。這就是為什麼鼓吹以“愛”抗暴的人，會呼籲其追隨者使用暴力，最後一次使用以達到消滅暴力的境界。韋伯強調說，世界歷史的全部進程其實都是由這個“相反的真相”所決定的，即目的和手段相反。推動“神義論”發展的古老問題，正來源於這樣的疑問：為什麼仁慈的上帝或神卻創造了一個不合理的、充滿苦難的世界？推動所有宗教發展的動力正是體驗到世界的無理性，從而發展出不同的“神義論”，政治正是由此而誕生的。在我看來，其實韋伯整個宗教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正在於從這樣的“神義論”的宗教視野去解釋“政治”。 　　早期的基督徒也很清楚，這個世界受著魔鬼的統治，凡是將自己置身於政治的人，也就是說，將權力作為手段的人，都同惡魔的勢力定了契約，對於他們的行為，真實的情況不是“善果者唯善出之，惡果者唯惡出之”，而是往往恰恰相反。任何不能理解這一點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39] 　　這體現為任何宗教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這樣的事實，即不同的生活領域由不同的定律支配。倫理原則專業化，“使得倫理可以通過讓政治去遵行自己的條律，使自己在處理政治方面絲毫不受傷害，甚至可以使得這門高貴的技藝得到極大的強化”[40]。真正的激進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根源其實在宗教。天主教的“福音書勸言”對聖徒和信教的騎士、庶民有不同的要求，對於僧侶來說，流血與求利皆是不可為之事，但是騎士可以使人流血，庶民可以去求利。道德的分級，卻使得他們嚴密組合為一個社會整體，對此，印度教體現得更明確。對於基督教來說，因原罪而產生的世界的邪惡，使得倫理學很容易與暴力結合，將它作為對抗罪惡和危機靈魂的異端邪說的強制力量。而新教教義認為國家作為一種神賜的制度，其暴力手段具有絕對的正當性，新教尤其賦予權威主義國家以正當性。“路德將個人從戰爭的道德責任中解脫出來，將這一責任交付政府。在信仰的事物之外相信政府，絕不構成犯罪。至於加爾文教,他們知道，有原則地使用暴力，乃是捍衛信仰的手段。因此，加爾文教也承認宗教戰爭，而對於伊斯蘭教來說，這種戰爭從一開始就是他們的生命要素。”[41] 由此，韋伯認為，政治倫理問題的提出並不是由於文藝復興的英雄崇拜而造成近代信仰失落，而是由於人類最早的宗教團體對暴力的運用決定了政治中倫理問題的特殊性，當然，韋伯這裡討論的都是西方的特殊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韋伯並沒有因為這種特殊性而喪失對它的批判，這恰恰是韋伯區別於一般的西方優勢中心主義論者的地方，這種特殊性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西方的內部視野。它解釋西方資本主義發生的內在機制，並且一再強調其特殊性，堅定地否決其普遍主義的意義，這一點對於我們理解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非常關鍵。無論對於宗教還是民主，其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體現正在於其反思性的批評立場。這其中，韋伯追問的核心問題是世界暴力的來源，它起源於西方的宗教，尤其是猶太教；猶太教是韋伯傾注了特殊關注和情感的宗教，正是因為它對“西方近代經濟倫理具有特殊歷史意義”。[42] 但是韋伯卻毫不留情地揭示它是賤民的宗教，耶和華是最具有復仇精神的神，“在世界其他宗教中，我們都看不到像耶和華那樣滿懷無與倫比的報復欲的萬能之神。”[43]而《新約.馬太福音》上耶穌的話也是：“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44] 　　政治暴力的當代形式則是資產階級民族國家。韋伯明確地表示國家是暴力的源頭，“國家理性”的產物不是別的，正是暴力。 　　呼籲不僅對外，而且對內使用暴力強制手段，是任何政治聯合體的絕對本質。確切地說，按照我們的術語，國家之所以為政治聯合體，在於“國家”是要求壟斷合法暴力的團體，舍此在無別的定義。與《登山寶訓》的“勿以暴力反抗惡習”針鋒相對，國家主義主張“當要你對不義負責時，你應當也用暴力來幫助正義取得勝利。”哪裡做不到這點，哪裡就沒有“國家”:和平主義的“無政府主義”進入到了生活，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脅卻根據一切行動的一種不可擺脫的教條，不可避免地一再重新產生出暴力。在這個過程中，無論從外部還是從內部看，國家理性都是其本身固有的規律的產物。[45] 　　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更決定了其暴力性，因為資本主義需要國家的保護。重商主義正是新興國家與特權資本家的結合，它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國家之間的競爭；二是工業資本主義的結構。“若不了解過去五百年來歐洲各國的競爭及"均勢"[蘭克（Ranke）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稱此現象為該時代具有世界史獨特性的現象]，就不可能理解近代國家的貿易及回避政策這些政策與當代經濟制度的根本利益密切聯繫。”[46]在韋伯看來，純粹資產階級的產業資本主義，幾乎全部源於國家結構，這正是中國的類似的資產階級的經濟活動沒有發展成具有西方特色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原因。西方的從資本主義角度看的“理性”的戰爭正植根於此，中國情況完全不同： 　　沒有若干互相競爭的獨立國家彼此長期備戰的武裝和平及由此決定的種種資本主義的現象，戰爭借款和用於戰爭的國家供給。無論[（羅馬）帝國之前]。中世紀還是近代，西方分裂的各國政權都必須競爭流動資本。在羅馬帝國和中國的大一統天下，卻沒有這種競爭，中國也沒有海外及殖民關係。這阻礙了西方古代、中世紀和近代共通的形形色色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阻力，它們都是掠奪的資本主義的變種，例如地中海國家與海盜行為有關的海外資本主義和與殖民資本主義。[47]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