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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新雨：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

http://www.CRNTT.com   2012-08-11 09:13:44

這裡，需要對韋伯關於“先知”的研究有更多的了解，才能看到問題的深處。韋伯關於猶太先知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兩個部分，一是在《古猶太教》一書中有最詳盡的分析，另一是在《經濟與社會》上卷中進行的集中總結。特別是在《古猶太人》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韋伯是如何建立他對於猶太先知的特殊理解。 　　韋伯認為“孤獨”是這類“先知”有別於其他先知的地方，因為他們是災異的預言者，是不受歡迎的人，因此無法用預言來營利。。 　　他們之所以孤獨，在社會學上，理由首先是在於：災異預言並不像福祉預言那樣可以做職業性的傳授，再者，災異預言也無法用來作為營利的事業，因為沒人會去買惡兆所有的災異神諭無不是惡兆；最後，所有的社會權勢者與共同體全都會避開災禍先知，或者甚至斥逐他們是民眾與一切好運兆的敗壞者。換言之，孤獨，以及自災禍先知起才被提升為原則的拒絕以神諭來營利，乃是社會的情勢使然，而只有部分是自願的。[] 　　對此，韋伯給出了很具體的回答，以政治為志業必須具備：激情、責任感和判斷力。這三者之間是不可分離，互為條件的。激情，韋伯強調這是一種有客觀性的、不脫離實際的激情。但激情本身並不成就政治家，只有獻身事業的激情即責任感，才是行動的指南，這讓我們想到的是韋伯對先知的描述，僅僅有忘我的激情本身並不能判斷先知的真偽，只有具備宗教的理性精神，以神的律令為旨歸，才是真正的先知。而行動則需要有眼光的判斷力，即保持內心的沉著冷靜，對事與人能夠“保持距離”，而不是迎合事態和群眾，政治家最致命的罪過就是缺乏“距離”。這三者必須融入一個靈魂才能造就獻身於政治的“真誠的人類行為”，成就政治人格的強大。使一個有激情的政治家區別於常人的地方，正在於他對“靈魂的堅定馴化”，以及“習慣於保持一切意義下的距離感”。如果我們結合韋伯對與學者專業化的討論，以及對猶太先知的分析，就可以看到它們之間在邏輯上的高度一致。下面的討論會讓問題更清楚。 　　政治家最致命的“虛榮”是其獻身事業、保持距離的死敵，政治家每時每刻都需要與之作戰。與對於學者和政治家來說，虛榮都是一種職業病。但是，政治家是執掌權力的人，他的工作離不開追求權力這個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虛榮對於他的誘惑就更是致命的。對此，韋伯進行了嚴格的分析： 　　這種追求權力的行為，一旦不再具有客觀性，不是忘我地效力於“事業”，而變成純屬個人的自我陶醉，他便開始對自己職業的崇高精神犯下了罪過。在政治領域裡，致命的罪過說到只有兩種：缺乏客觀性和無責任心，這兩者雖不總是，也常常是一回事。虛榮心，個人盡可能站在前台被人看清楚的欲望，強烈地誘惑著政治家犯下這兩種過失。當煽動家極想製造“效果”時，情況就更複雜。他會因此時刻處在這樣的危險之中：變成一名演員，對於為自己的行為後果承擔責任滿不在乎，只關心自己的表演給人們留下的“印象”。他的缺乏客觀性，誘使他不去追求真實的權力，而是追求浮而不實的權力的外表。他的無責任心，又會使得他缺乏實質性的目標，僅僅為了權力本身而享受權力。[37] 　　對於政治家來說，權力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追求權力是一切政治的動因之一，也正因此，單純地炫耀權力、沉醉於權力，以及崇拜權力，都是對政治的傷害，因為這會導致政治家為了保持權力而無原則地迎合權勢或者群眾。到這裡，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韋伯反對大學教師把課堂變成迎合學生的灌輸和煽動，與他強調政治家要有“客觀性”和“責任心”，其理由是一脈相承的。就是，真正的學術和政治，都必須與“表演”劃清界限，與偽“先知”劃線界限。因為，無論是以學術為志業，還是政治為志業，都必須從完全的內在的“天職”出發，才能夠獲得與魔鬼打交道的勇氣、責任和方法。人類在政治過程中的問題並不意味著否認政治問題的重要性，而是相反，正是因為政治是處理粗糙而殘酷的現實世界的方法，只要我們必須面對這個現實世界的問題，就不能放棄政治，猶如古猶太人的先知們無法避免地捲入政治，這是一個知其不可為而必須為之的工作。正是因為政治的行為往往和它的初衷相悖，因此，政治行為要獲得內在的支持，就必須具有對事業的奉獻和信念，“某種信念是一定要存在的，不然的話，即使是世界上最重大的外在政治成就，也免不了為萬物皆空的神咒所吞噬，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38]正是以生存在現實世界的責任倫理為最高原則，從政治與道德關係的複雜層面，韋伯為“政治”進行辯護。韋伯追問的是，在“倫理的世界”裡，政治的家園究竟在哪裡？ 　　政治絕不是以道德為手段來獲得唯我獨尊的地位，政治與道德的關係必須建立在倫理的關係上。這裡的“倫理”指的是絕對倫理的律令，或者說“天職”。政治的決定性手段是暴力，而政治的手段與目的之間則存在著嚴重的緊張。為此，韋伯區分了著名的“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這兩者之間有著極其深刻的對立,這種對立對於理解韋伯意義上的“政治”至為關鍵。但是，韋伯在演講中強調的恰恰不是兩者的區分，而是兩者內在的關聯。這一點對於理解韋伯的這篇演講來說，並沒有被足夠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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