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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新雨：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

http://www.CRNTT.com   2012-08-11 09:13:44

這就是韋伯在演講中斷言：今天，無論是誰同意使用暴力，都必須接受這個悖論性的後果，無論是宗教還是革命。任何領袖要想取得成功，必須依靠其追隨者所構成的“機器”，他需要不斷地提供精神和物質的獎賞來維持機器的運轉，因此，這架機器的動力（而不是領袖本人的動力）決定著領袖是否成功，“在這樣的工作條件下，他的實際收獲，並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隨者的動機所左右，而從道德的角度，這些動機大都不堪聞問。他所以能夠控制這些追隨者，僅僅因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在這個世界上，他們大概不可能是多數）對他這個人和他的事業懷有真誠的信仰。”[48] 韋伯其實指出了革命的兩個條件，一是先知或者領袖本身的信仰必須是真實的發自內心的；二是其追隨者的動機會和革命的第一個前提產生悖論。這正是為什麼政治總是很容易淪為替報復、權力、分贓、俸祿等提供道德借口的肮臟遊戲。而革命之後的因襲守舊的日常瑣事，會使得聖戰領袖和信仰本身銷聲匿跡，變成政治市儈和實用性專家行話的一部分。因為領袖的機器獲勝的條件之一，正是將一切空洞化和事務化，使得人成為精神上的無產者。在韋伯看來，真正的政治行為本身必然伴隨著去政治化的過程，這樣的一個道德上的和現實中的悖論關係對於以政治為“天職”的人來說，是必須明白並對此負責任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治是周旋在惡魔的勢力之間。超凡的聖人不採取暴力作為政治手段，是因為信念倫理的信仰者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為自己和他人的靈魂得救的人，不應該在政治的路上走。因為政治有完全不同的路，它必須在俗世中靠暴力存在，責任倫理的承擔者則必須對政治行為的現實後果負責。否認這一點，就會把政治當成簡單的政治家的煽動，而承認這一點，卻正是為了承擔現實政治行為的後果和責任。這裡，我們需要看韋伯對信念倫理所做的更多的闡釋。 　　因為，以政治為業的人，必須接受的命運是道德上的兩難困境。政治是靠暴力來完成的，既然這個現實的世界是非理性的，是受魔鬼控制的，是要周旋在惡魔之間，所以，政治的守護神就是惡魔，與上帝處於固有的緊張關係，隨時可以導致無法調解的衝突。採用暴力的手段，遵守責任倫理的政治行動，“它所追求的一切事情”，都會危及“靈魂得救”，在這個意義上，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無法調和。韋伯引用了馬基雅維利對一位佛羅倫薩市民的讚美，因為他將自己城邦的偉大，看得比靈魂得救更為重要。在這裡，韋伯既隱晦也明確地表達了他對德國國家問題的看法，也回應了在演講一開始為什麼要把政治定位為與國家內外的關係上。今天，雖然城邦或者祖國所代表的價值被廣泛地質疑，但是空洞地談論“社會主義的未來”或者“國際和平”這樣的信念倫理，對於解決嚴峻的現實問題並無裨益，而是相反，“這個目標很可能會因此受到傷害，失信於好幾代人，因為這是一個對後果不負責任的做法”[49]，韋伯的語境是很清楚的，在一戰之後殘酷的國內與國際的環境下，批判和取消國家與民族的角色，是對後代的犯罪。國家的存在作為一個既定的現實，正是暴力的來源，對此，韋伯有深刻的批判，更指出這一悖論的歷史性根源，這是現代“理性”國家的典型現象。但是，批判並不等於取消這一現實的政治問題，而是相反，正是為了承擔這一歷史的悖論。真正的信念倫理是它的內在力量應該強大到為現實的後果負責任，只有這樣的時刻，信念倫理才有可能與責任倫理融合。 　　因此，現實的政治問題需要“成熟的人”來承擔，以使得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有可能互相補充。韋伯呼喚的是這樣的政治家和“真正的人”： 　　他意識到了對自己行為後果的責任，真正發自內心地感受這一責任，然後他遵照責任倫理採取行動，在做到一定的時候，他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動的表現。我們每一個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即必須明白，我們都有可能在某時某刻走到這一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便不是截然對立，而是互為補充的，唯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構成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 　　韋伯之所以如此呼喚，是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對未來的基本判斷上：我們的希望和期待極可能只能得到很少的實現，“我不會因此垮掉，但無須諱言，認識到這一點畢竟是一種內心的負擔”。我們的前面是“冰冷難熬的極地寒冰，失去權利的不但有凱撒，還有無產階級。當這長夜漸漸開始露白，那些今天還被春天的浪漫鮮花簇擁的人，還會有幾個活著？……在所有這些情況下，我都會得出結論說，這些人不適合在這些領域工作，他們沒有能力應付這個世界由日常瑣務組成的真相。實事求是地說，他們雖然自認為是在以政治為業，卻並未體驗到它最深層的含義。”[50] 正是從這些話語中，作為一個厄運預告的“先知”以及對此的承擔，我們看到了韋伯形象與他所描述的猶太先知耶利米的巨大叠印。 　　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以政治為業的“領袖”是一種“英雄”，也是一種平常人，因為“政治”是用力而緩慢地穿越硬木板的工作。 　　即便是那些既非領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須使自己具有一顆強韌的心，以便能夠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滅。他們現在必須做到這一點，不然的話，他們甚至連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個人得確信，即便這個世界在他看來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為之獻身，他仍能無悔無怨；儘管面對這樣的局面，他仍能夠說：“等著瞧吧！”只有做到了這一步，才能說他聽到了政治的“召喚”。[51] 　　這就是演講的最後段落。世界本身的罪孽，需要的正是猶太先知們以個人的方式義無反顧地獻身，政治的意義來源於現實的政治之外，但卻需要落實在現實的政治之中。這就是作為“政治家”的先知們的天命，也應該是今天的政治家所應追慕的先驅。這就是韋伯對政治的最高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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