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虎：中國應重視國際機制的作用
中共十六大增加了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概念
從現在國際上各種學派的互動來講，無論是現實主義的，還是自由主義的、建構主義的、國際社會學派的、國際法學派的，等等，如何解釋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秩序，是整個國際範圍內學術界的一個特別核心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本體論的問題。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解釋，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國家和學者都提出很多新的主張。
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國際新秩序這個概念既然是由中國人提出的（鄧小平一九八八年提出），它應該是中國式的一種現實主義、理想主義思想結合的一個產物。比如我們說要發展、推動多極化的趨勢，多極化就是一種有關國際格局的設想，是對權力安排的一種考慮。就是說，我們中國關於國際新秩序的考慮，裡面包含了我們對權力安排的一種設想。這種設想認為兩極未必是合理的，美國現在這種作為唯一一超的單極化的世界，也是非常危險的，所以要有一個多極化的推動，形成一個多極化的權力安排。
我對多極化的理解，它並不是按照西方傳統的現實主義所說的那種大國政治，或者說強權政治的格局安排。多極化的因素應該包含有更多的多元化的意涵，就是除了這些重要的國家發揮作用之外，還是應該強調世界上廣大國家所共同發揮的作用。所以我們注意到，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提出，除了推動國際關係的多極化發展以外，又加上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概念，是將二者並列稱呼的。所以我們說，讓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發揮作用，才能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的發展，才能有利於建立一個國際新秩序。應該說，這是中國現實主義的考慮。
中國對現行國際秩序
具參與者和改革者雙重角色
除此以外，我們還強調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基礎來建構新秩序。我們也非常強調要維護國際法的尊嚴，要發揮國際法的作用；要維護聯合國的權威，發揮聯合國的作用。
我們現在特別是與美國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就是對國際制度、機制採取了非常積極的態度。中國大量地、積極的參與了各種國際制度，據統計，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積極參與了包括條約、協議、各種國際組織以及一些問題領域的國際制度，目前在全世界已經名列前幾位。我們參與的程度、比率，可能是最高的行列。比如加入世貿，每年參加的各種多邊談判是大量的，從經濟、貿易到金融，以至於到國際政治、安全機制從參與，都是很多的，而且是越來越多。儘管此中很多制度是霸權國創立的，也就是美國創立的，但是我們也是積極地參與。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也就是說，中國對於國際新秩序的締造或者建構，絕不扮演挑戰者的角色，包括不挑戰作為霸權國美國所建構的很多制度，而是扮演一個參與者的角色，甚至是積極地融入和參與。但是積極參與的同時，也應該看到我們外交政策的一個取向。就是我們提出國際新秩序的概念，顯然是存在著國際舊秩序，無論是政治方面還是經濟方面，甚至是安全方面，所以我們要提出一個新的目標。但是我們又不挑戰這個舊的秩序，無論從能力來講，還是從能否達到改變舊秩序、締造新秩序這個目標來講，我們都不會扮演挑戰者的角色。
但是，我們同時在外交政策中已經體現出，我們也是舊的秩序改革者，就是具有參與者和改革者雙重的角色定位。我們很多關於國際新秩序的創意，或者具體實施的外交政策，都體現出改革的傾向，儘管我們採取的是比較溫和的態度。
要重視新安全機制的作用
按照國際關係理論來講，安全是國家最核心的利益。對一個國家來講，祇要這個國家是理性的，安全是其首要考慮的。安全的問題、地緣政治的問題在國際上是屬於高級政治，而經貿問題、科技合作問題祇是屬於低級政治。所以，安全問題歷來為很多國家所看重。
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在安全事務領域，又最不容易形成制度，或者說最不容易形成秩序，且在這個問題上常常發生對抗。因為在安全問題上，或者說穿了就是生存的問題上，國家之間發生了對抗。而由於國家之間這種對抗，採取的是零和的博弈論模式，所以國家基本上採取的是理性的、同時又是自私的行為模式，就是自助。
當絕大多數國家採取自助的形式從事其國際行為的時候，在安全領域就很不容易形成制度，因為制度是一個多邊的、互動的產物。
隨著國際關係的發展，尤其是冷戰到後冷戰這樣一個轉型，實際上各種國家對安全的需求又特別大。這是一個矛盾，而且這種需求還在不斷增長，很多的關於安全的問題必須去處理。所以在後冷戰時代我們又看到，在安全問題的處理上有一些比較好的跡象，就是大家提出一個概念叫安全機制，或者叫安全制度。要建立安全機制，作為很多國家包括那些重要的大國，提出來作為很重要的戰略目標要加以對待，並且我們已經看到在國際關係方面已經有了豐富的實踐。
所謂安全機制或者安全制度，就是對安全事務處理的規範化、制度化的安排。這裡面一個是依靠國際法的傳統作用，另外就是依靠REGIME的作用。
而這裡面需要區分的是，安全機制或者制度，首先與安全同盟是不一樣的。在歷史上處理安全問題，大量採用過結盟這種方式。而結盟有著很大的弊端－－一個是要樹立假想敵，必須是有假想敵才能結成二者或者三者之間的同盟。第二個特點就是，這種同盟有著安全條約的捆綁，所以無論過去中蘇、中朝簽訂的那種條約，還是美國和台灣簽訂的那種條約、美國和日本簽訂的安保條約，其中最關鍵的一款就是在安全問題上拴在一塊。就是一但一國受到進攻，其他的所有簽約國都要上，對於各國的行為就有嚴重的束縛。這種安全機制或者制度，與傳統的安全同盟或者說結盟不一樣，就是它沒有甚麼固定的敵人。我們在新的時代在安全問題上的合作，沒有說是因為樹立了敵人，才在安全問題上進行合作；沒有固定敵人，甚至沒有假想敵。
再一個方面也是針對前面的特點，就是條約的束縛，安全捆綁的束縛。對安全機制而言，並沒有固定條約的束縛。會發表一些聲明或者簽署一些文件，但是與安保條約或者安全同盟條約都是不一樣的，大家基本上是按照一個黃金規則在做事。國際制度研究裡面經常用的一個說法，就是一個黃金規則，就是說大家要建立一種機制，這種機制能夠起到這樣一種作用，就是你對我好，我也就對你好；你對我不好，我對你也不好。大家通過這樣一種較為鬆弛的約束，在安全問題上促使大家能夠產生合作，避免對抗和矛盾。
免除“錯誤的知覺”對海峽兩岸很重要
新的安全機制與集體安全不一樣，主要說是它沒有那麼多的空想的成分，集體安全多少有些空泛的地方。安全機制更加務實，更加有效，因為它適合一般國際制度的基本功能的發揮。因為國際機制有這樣幾個好處，就是因為這種制度或者機制，一個是提供了相互行為的有效預期。因為原來很多事情是沒有預期的，沒有預期就產生不確定姓，不確定性就容易產生混亂，就要有矛盾、對抗乃至打仗。而現在是能夠與你凝聚、塑造有效的預期，國家之間的行為就越來越規範、越來越理性。第二是能夠提供很好的信息溝通的機會。原來信息不暢、信息無法溝通，是導致國際衝突第一個重要原因，甚至是戰爭爆發的重要原因
比如說對冷戰的研究，對朝鮮戰爭的研究，雙方是“MISS PERCEPTION”，就是“錯誤的知覺”導致雙方最後的衝突，走向戰場。
現在也有用這種觀點研究兩岸的，就是兩岸領導人和兩岸的社會，是不是也存在著“MISS PERCEPTION”，互不理解。越不理解，越凝聚敵意。按照霍布斯螺旋上升的理論，最後失控。就是說原來是可控制的，但是由於“誤解MISS PERCEPTION”，走到一個終點就是發生最後的衝突。
所以在信息溝通上，制度這個東西可以起到很好的一個作用。因為有了制度，大家要通過一個制度的形式來輸送這種信息，解決這種信息失靈的問題，這是一個好的功能。還有一個好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減少交易成本。國家之間的交往，尤其是在安全問題上，有很多是要付出額外的成本，比如不確定性、無法凝聚有效預期，就要付出額外的成本；但是有了制度，就可以減少這種交易成本。所以我們看到後冷戰時代，新的安全機制形成，基本上能夠發揮上述國際制度一般的好的功能，所以能夠促進國際上的安全的合作。安全機制形成以後，確實對於很多國家處理在安全問題上的矛盾、具體的問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包括對那些大國之間，處理那些過去是難解難分的問題，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所以我們看到，中美之間從現實主義角度講，確實有很多對抗的成分，但是雙方也都就安全問題進行對話、甚至合作，這樣就對緩解中美之間的矛盾，起了很大的一個作用；如果沒有這個，我們可以設想，中美之間肯定就是冷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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