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又中：經濟合作與傳統安全威脅因素之消長
談國際新秩序和安全機制，既可以從國際層面切入，也可以從區域層面來談談這個話題。
“無政府狀態但是有秩序”
新秩序和安全機制相互依賴
就國際層面來說，剛才幾個專家都講了自己的很好的見解，我這裡祇是補充一下自己的看法。一個就是對於國際新秩序的提出，我們要看到，在二十世紀下半期首先是由發展中國家或者說後發國家，對於在一種公平的秩序下面求得大家共同的發展而提出的這樣一種訴求。國際新秩序的構建、形成，現在看來有兩個時間點非常重要。一個時間點就是蘇東解體；另一個時間點就是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事件。這兩個時間點，在構建國際新秩序的過程當中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
至於現在對於國際秩序究竟怎麼判斷？在我看來，已經有這種趨勢，就是現在的國際秩序已經不是霍布斯式的那種秩序了，但是遠遠沒有達到康德式的秩序。我也傾向於這種觀點，就是現在的國際新秩序正在構建過程當中，並且這種秩序可以將之界定為“無政府狀態但是有秩序”的這樣一種秩序。這與兩極格局時期有明顯不同的地方。
另外一點，就是國際新秩序和國際安全機制這兩者，應該說是相互依賴的。就是國際新秩序的建立過程，有助於能夠保證國際共同安全這樣一個機制的建立。反過來說，國際共同安全機制的建立，也有助於國際新秩序的形成，兩者是相互依賴的。
東亞地區經濟合作是否必然
保證傳統安全威脅因素消除
從區域層面，我提出一個問題，並逐步作出我的一些解答。問題就是－－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與東亞地區傳統安全威脅因素的消長之間的關係。
因為現在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在進行當中，在發展當中。十加三機制在構建，同時東亞地區的國家也寄希望於東亞建立自由貿易區，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有這麼一個設想。而實際上，東亞地區各國經濟特別是貿易之間的聯繫確實是越來越密切。這與中國大陸的發展有密切關係，我們有著一個欣欣向榮的市場，整合了東亞地區不少國家的經濟流。
現在我們要提出的問題就是，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是不是必然就能夠保證東亞地區傳統安全威脅因素的消除？這是我們現在正在考慮的一個問題。不考慮清楚這個問題，就既不利於東亞各國進一步推動經濟合作，也不利于再樹立信心促使東亞地區傳統安全威脅因素的消除。
在我看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比較複雜的，因為從歷史上看，一個地區的經濟合作的程度，和該地區的傳統安全威脅因素的消除，是有一個相互作用的。但是，假如要想使這個地區的傳統安全威脅因素消除得更快一些，那就還要看一看這個地區推動該地區經濟合作的一些情形，一些具體情況。
歐共體經驗的四大前提條件
遠的不說，從戰後的情形來看，特別是從歐洲戰後的情況來看，經濟合作導致傳統安全威脅因素的消除，有幾個前提條件。一個前提條件是，這個地區沒有領土爭端和戰略性資源的相互爭奪。因為經濟合作的夥伴，在合作的領域內首先都是主導性產業領域展開合作，而不是僅僅在一般的貿易領域展開合作。歐共體在那種時代背景下面、在那種產業結構的條件下，當時是在煤、鋼這種當時佔主導性的產業裡面展開合作。
第二個前提條件，就是要想使區域的經濟合作有助於這個區域的傳統安全威脅因素的消除，就是要有一個或者兩個大國主導這種經濟合作，並且由他們為這個地區提供安全保障。
第三個前提條件，就是經濟合作夥伴之間，有比較高的政治互信。而能夠實現這種政治互信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這些夥伴之間那種歷史上曾經存在的擴張型的民族主義，收歛了。就是不再存在那種消極的、擴張型的民族主義。沒有這個條件，也難以建立起政治互信。
第四個前提條件，就是經濟合作夥伴之間有一種歷史上形成的文化紐帶，在一些根本的價值觀上能夠相互溝通。
東亞經濟合作能否產生
歐盟那樣的效果尚待觀察
用這種歷史來關照當今的東亞地區的實際情況，我對東亞地區目前的這種經濟合作，是否就必然有助於這個地區傳統安全威脅因素的消除，不是非常樂觀。
因為這個地區目前還沒有全部具備能夠促進傳統安全威脅因素消除的條件。其中，現在在這個地區，還存在領土爭端，存在戰略資源的爭奪。經濟合作很大程度上還不是在主導產業領域裡面進行，就是這種合作還是一種低密度的，更多地是在貿易領域；即使是在現在的信息領域，其分工也不是很合理，合作的密度也是有限的。
從第二個前提條件來看，就是東亞地區目前還沒有一個或者是兩個國家來主導這種經濟合作。我們說中國在這種經濟合作當中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提供了很大的市場，甚至為東南亞一些國家，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但是東亞地區還沒有一兩個大國來主導這種經濟合作。這與當初美國以及後來的法德兩國在北大西洋裡頭、以及後來的歐共體裡頭，那種主導的情形不同。並且，也沒有一兩個大國為東亞地區提供安全保障。而目前為東亞地區提供保障的，倒是來自這個地區之外的力量。如美國對日本、韓國、菲律賓這些國際提供安全保障。
而東亞地區現在正在進行經濟合作的夥伴之間，還沒有建立起高度的政治互信。這當然也是與東亞地區還有很多領土爭端、還存在戰略性資源的爭奪有關係，當然同歷史上的一些恩怨也有關係。
從第四個應該具備的前提條件看，也就是文化的紐帶、價值觀念共同性來看，東亞地區應該說文化的多樣性是特別明顯的。文化多樣性一方面有助於各國尋找自己發展的道路，但是另外一方面對於這個地區的各國之間深化經濟合作、消除不信任，進而消除傳統安全的威脅因素，不一定有積極作用。
因此，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將來會對這個地區傳統安全威脅因素起到一個甚麼樣的作用，我們還要繼續觀察。
但是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我們中國政府還是站得比較高的，以自己很多方面的實際行動來推動東亞各國的經濟合作，同時也主動地與這些國家之間加深信任。如果從中國現在在東亞地區的作為來看，我們要持一定的樂觀態度。而且隨著中國在東亞地區力量的進一步增長，中國和東亞地區其他周邊國家在領土糾紛、戰略資源佔有方面的問題如果能夠得到更好的解決，我們也可以在稍微長一點的時期內，或許能夠使傳統安全威脅因素能夠在東亞地區經濟合作過程當中，逐步消除。
孫君健：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文化安全是國際安全核心
從國際安全的內容上來講，我想提出這麼一個想法。
在國際安全領域當中，我們常常講到政治安全，尤其是與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方面，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還有文化安全，在這三者之間也有一種互動關係。對於這種相互關係，我認為應該建立這麼一種安全觀念，也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一個中心”是指文化安全，“兩個基本點”是指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政治安全，另一個是經濟安全。就是說，在目前的情況下，文化安全應該是核心，經濟安全和政治安全是兩個支柱。
為甚麼這麼講？我認為無論是經濟安全也好、政治安全也好，其最後的沉澱，都是以文化安全的形態表示出來的。同時我們還可以這樣理解，將來國際秩序的建立，實際上是能否有一種認同？就是對將來要形成的國際秩序的認同。如果沒有這種認同，恐怕形成不了甚麼秩序，也形成不了甚麼樣的安全機制。
同時我們從一個國家的角度來想，也存在著一個國家或者民族，要以其文化安全為核心。為甚麼這樣講？從歷史來看，我們中國的歷史是非常有意思的。成吉思汗是非常偉大，但是我們想一想，成吉思汗 後代所建立的元帝國，在中國統治了八十一、二年，然後就從中原地帶退出了。是甚麼樣的因素造成其出現這種情況呢？是文化的不認同。或者說他們保持著自己的文化，沒有吸收中原的文化，或者吸收的不夠。與此相對對應，距離我們最近的是滿清王朝，也是一種異域的文化到中原來統治。有意思的是，滿清是用暴力的方式來到中原，但是到中原以後認同了漢文化；認同了漢文化造成了一個甚麼樣的結果呢？就是在中原統治了超過兩百五十年。
這種狀況，從兩個方面說明了文化安全，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重要性。對滿清來講，它的文化變了，結果滿族及其政權的性質在某種程度上也變了；從其文化上來講，它沒有安全了。可是我們傳統的中國的安全，我們有了，是因為文化傳承下來了，我們的文化融合了它。這實際上是對一種社會秩序的認同，就是在對大中華社會秩序的認同上，才產生了這麼一種情況。
從世界歷史上，也存在這樣一些例子，最典型的就是猶太復國主義。以色列人就是通過聖經的記載，通過這種文化的東西，最後建國。是甚麼樣的東西讓他們建國？是甚麼東西把他們凝聚起來？原來是文化的不安全造成了他們的分裂，現在是文化的東西又讓他們凝聚在一起。同時我們又看到，猶太人的問題造成了他們在中東地區，對阿拉伯文化造成了這麼一種不安全的影響。
文化台獨給中國造成不安全感
而從現實來講，也有文化安全方面的東西造成我們對安全的一種危機感，一種深層次的危機感。我們剛從台灣回來，我們知道台獨是非常嚴重的，影響到台海地區的和平，影響到現有的亞太秩序，影響到亞太的安全。實際上在其中起到推動作用、最讓我們感到成為隱患的是文化台獨和去中國化。這是不得了的，將來即使大陸通過某種方式把台灣收回來，但是因為文化的不認同，會不會帶來不安全？
我認為，文化安全相對於經濟安全，和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政治安全，處於一種核心的地位，在安全當中起到一種核心的作用。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如果我們考慮將來國際秩序的建立，國際安全機制的建立，是不是也要考慮到文化安全的因素？或者從這個角度來給它一種解讀，或者一種建構。
我的結論就是說，在未來的安全機制當中，要考慮文化安全的因素，無論是全球層面上的也好，地區的也好、國家的也好。這裡面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首先是存不存在全球性的價值觀？站在全球性價值觀的基礎上，才會形成全球性的一些文化。祇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會存在對國際性的秩序與安全的認同。另外一個問題是，能不能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一種共同的秩序觀？
這兩個問題，我認為都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因為這將最終決定著我們認識國際秩序、國際安全機制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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