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論壇
2005年10月號,總第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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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係的變數與穩定之道

  王屏: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中日關係




  關於中日關係,七八十年代談五大問題,後來談三大問題--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歷史問題。而從去年開始,又談四大問題,除了前三個問題之外,又加了一個東海問題。

  無論幾大問題,我想實際上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也就是說,一個是歷史遺留問題,一個是現實利益問題。無非就這麼兩個層面。

  “三圈理論”劃分不同利益
  歷史問題屬於邊緣利益

  那麼對這兩個層面的問題應該怎麼定位?我也是認為應該更重視現實。

  今年三月初的一個會上,我就提出了國家利益的劃分的問題。我當時提出了一個不成熟的三圈理論,就是把不同層次的國家利益分別劃了幾個圈,有核心利益、中間利益、邊緣利益。

  就核心利益來說,四大問題之中的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沒有談的空間。

  甚麼是中間利益呢?就是東海劃線。東海劃線有談的餘地,到底是按照大陸架劃、還是按照中間線劃或者海洋法划,不論用哪一個,雙方都有談的餘地。目前中日關係僅有的一點聯繫在哪兒呢?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沒有這個問題在這兒掛著,我看聯繫都快斷了。

  邊緣利益是另一個圈,我把歷史問題放在邊緣利益之中。有好多學者不同意這個提法。說,你看,中央都說了,歷史問題是最主要的;對影響中日關係的最最重要的問題,你把它放在邊緣利益?

  我就是這麼看的。外交,首先就要講利益。要談利益,我就要對我的國家利益進行劃分。哪些是我最需要追求的,哪些是可以稍稍緩一些的,哪些是可以邊緣化的。

  歷史問題雖然是原則問題,但是我不久前在參加北大召開的一個會議上說,歷史問題死不了人,問題在於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比如說小泉,他是唯一一個參拜蘆溝橋的在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都沒去過呀。其實,當時我們可以抓住機會做點文章。就是說,在日本這些首相裡,唯一能夠有點魄力可以幹出一點驚天動地的事的,就是小泉。但是,我們沒有把他的作用發揮出來。也許說,我們失去了一個機會。

  中日矛盾須進行結構性改革
  以現實主義制定對日政策

  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在《環球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就是“中日關係----從理想到現實”,我主張中日關係這種範式,應該要有一種轉換。也就是說,中日之間的這種矛盾,是結構性的矛盾,到了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的時候。

  那麽這個時候怎麽改呢?就是要調整我們的戰略,或者是對日政策。

  如果說七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我們實行的是一種以理想主義的外交思想為根基的對日政策,那麼現在以及未來,我們就要以現實主義的外交思想作為根基,來制定我們的對日政策。就是說,要調整對日外交政策,實行現實主義的對日外交。

  剛才大家都談到了,該硬就硬,該軟就軟。這實際上就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我們中國人判斷事情,往往都是以價值觀為第一考慮,以利益觀為第二。先看符不符合道德,然後才看利益,重義輕利是我們的文化傳統。實際上,外交不能是這樣的。誰跟你講道德呀?就是利益。這一塊國土到底是你的還是我的,要分出個一二來。

  所以我想,我們傳統的外交觀念要進行適當的調整,要充分地認識到外交要講利益,當然也就要有實力。我們要適當調整過於講究道德的價值觀和外交思維,否則我們就處理不好對日外交問題。

  分清利益輕重決定如何處理
  日本專家對目前狀況悲觀

  我對中日關係不悲觀。為甚麽?因爲中日兩國的國家利益決定了,兩國關係不可能弄到一塌糊塗。如果弄的一塌糊塗,日本進不了安理會不說,他們在亞洲也越來越邊緣化。中國也一樣,如果中日關係一塌糊塗,東大門的出海口沒了,對中國的利益有多大的負面影響呀?

  小泉參拜靖囯神社有價值觀問題,有面子上的問題。但是,我們反過來想想,小泉就是天天住到靖囯神社,於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又何妨呀?如果日本真的在釣魚島或者台灣動手了,那可是要死人的事呀。

  就是説,要把孰輕孰重分清楚,然後再決定如何處理。

  儘管我不悲觀,但是對於問題的存在也不能否認。我不久前與日本的一個中國問題專家通電話,問他中日關係問題怎麼辦?他說中日關係目前沒有辦法,唯一的辦法就是時間。我問日本的一個防衛專家中日關係怎麽辦?他也說過幾年。

  最近一個日本專家寫了一篇東西過來,他也是說目前看來一點辦法都沒有,唯一的辦法就是中日雙方各自進行內部的結構性調整。就是日本要改變對美協調的這種根本的外交路綫,中國不要把内部的矛盾引向國外。當然這是日本一些專家的觀點。

  理性認識中日關係
  強化對日本社會的真正瞭解

  如何改善中日關係,這裡就要有一個認識的基礎。

  這個認識的基礎,首先就不能情緒化,要理性化。比如對歷史問題的認識,對現實問題的判定,我們有沒有問題?比如在歷史問題上,我們的情緒化有多大的程度,有多少是意識形態化的東西,有多少是情緒化的東西,我們自己必須來找一找。當然,日本也要有一個認識我們的過程。

  剛才說到誤判的問題,我們對日本社會的瞭解真是不夠,差得遠呢,可能我們自己都意識不到。比如説日本的新保守主義思想在八十年代佔了上風之後,後來所實行的一系列的政策,我們基本上看不到、評判不到這些東西,到現在我們也搞不清楚。包括對這個右翼是怎麼回事,到現在也說不清楚。有人說石原慎太郎是右翼,小泉也是右翼。就是說,我們的那種誤判是很多的。

  沒有對對方的客觀的、正確的、科學的認識,要想制定出一個正確的對日政策,是不可能的;要想改善中日關係,也是不可能的。

  台灣問題是中日關係最重要的政治基礎

  發展中日關係,有一個政治基礎的問題。政治基礎對我們來講,無非一個是歷史問題,一個是臺灣問題。

  我想,要適當降低歷史問題的戰略地位,把這個問題拔得太高,我們就下不來了,導致我們在對日關係中應該得到的現實利益都得不到了。歷史問題確實是一個問題,但是在一定的場合,你轉移點目標不行嘛?一定要總是繞著這個問題糾纏嗎?能在哪個地方出擊得到勝利,我就在哪個地方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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