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交流所營造的和平發展方向
不可能也不應該逆轉
在疫情蔓延下，全球無一經濟體不受影響。全球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更何況過去三十年緊密交流的兩岸。當然，我們不能不承認，兩岸之間存在一些結構性的歧見。這是兩岸關係發展最大的障礙。
然而，從過去三、四十年交流的經驗來看，交流增進了兩岸的相互理解，緩和了兩岸尖銳的對立，相對也穩定了台海的形勢。兩岸數以億人次的密切交流、幾乎密不可分的緊密產業關係，克服了我們因為誤解而帶來的猜忌、超越了我們因為因襲而帶來的僵化。交流奠定了我們進一步往來、解決歧見、營建未來互信的政治基礎。交流所營造出來的和平發展方向，不可能逆轉、不應該逆轉。這是兩岸交流最堅實的政治基礎。我們從小處著眼，關於民共之間沒有政治基礎這個問題，我們今天談武漢台胞回來是用“包機模式”，以我自己親身經歷而言，從扁政府第一個任期的末段一直到第二個任期，讓我想起那一段時間從“春節包機”發展到有“假日包機”，一年365天有70多天在飛，當時有政治基礎嗎？但是有很多相互的善意，來造成這樣的結果，所以關鍵要看如何營造。
從全球化的趨勢，以及歷史文化、地緣的緊密性，兩岸不可能相互隔絕，兩岸是福禍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這是人類文明的大趨勢。歷經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與抗擊，我們更能深切體會到，我們是被大自然綁在一起的命運共同體。而且，不是這次抗擊完這個病毒，以後就不會遇到其他的疫情。我們應該從抗擊病毒中學到，命運共同體需要互相的理解、諒解，才會有互相的共利和共識。也就是要經由異中求同的共同認知，才能心靈契合地建構未來共同的榮景。
兩岸需要理性溝通
否則僵局一定存在
如果借用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溝通理性”思想，從這個角度，我想用一個抗疫中最微小的例子來回顧反省這個問題。剛剛宗海兄提到，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叫“武漢肺炎”，也提到口罩的問題。我們先來看一個事實，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台灣有兩位醫生透過衛生合作過去，回來後發現有點麻煩。因為SARS經驗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心態，台灣做了很多的準備。而真相是台灣90%以上的醫用口罩來自中國大陸，現在大陸勢態嚴峻，口罩難以輸出，台灣在1月24日禁止口罩出口。
根據資料統計，2月5日口罩日產能仍不足400萬片，約在320萬片；若以400萬片計，除以台灣總人口2300萬，一個人平均一周只能分到1.2片口罩。不查不知道，2019年台灣從中國進口3.99億片，占全年進口量的92.3%。從其他國家進口只有7%。中國大陸的口罩產量佔全球的一半，按照中共工信部的講法，2月時的口罩產量每月約800萬片，日後就算產能全開，一日最多也只能生產2000多萬個。換句話說，當中共自己都不夠，要如何出口？這是很嚴峻的形勢。
台灣目前每天產能有到400萬片，我們的優勢在於中部是經濟中心，精密機械是我們的強項，不用進口機械，用既有能量來建設，所以現在才敢跟美國說用口罩交換防護衣。疫情一開始有人說對中國大陸沒愛心，但台灣本身產能就不足，所以無法出口。目前產線基本能應付，但宗海兄提到怎麼跟美國合作，有人說為何不跟大陸合作？那麼台灣很多人會說，我們連參加WHO都有問題，然後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講法。
所以，就像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提到的溝通理性的問題，兩岸之間能不能有“一國”那就是“溝通共和國”，如果雙方坐下來談，彼此有不滿直接說，或許會發現其實沒有那麼大的歧見。比如，中國大陸差那麼多的口罩，台灣象徵性地給個10萬片口罩也行，若有溝通空間存在，可能還有新的結果。因為我們現在沒有（溝通），所以互相彼此看不順眼，出現了惡性螺旋循環。
後疫情的問題還有一大堆。比如中國大陸目前面臨產業結構調整、中美貿易戰之下的衝擊，台灣在後疫情時代更是“函數性”地被改變，也就是“你是自變項，我是依變項”，我們如何調整這個問題？而兩岸之間的溝通協調，須有基礎後才能討論到主權等歧見，以及如何解決，否則淪落為“我就設定條件、你不要就免談”，僵局就一定存在。所以藉著瘟疫的流行，我們是否可以靜下來思考，當疫情結束後，想想未來怎麼走。
這就是我聽各位意見的感想。因為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彼此為對方著想。謝謝。
許信良：謝謝忠信兄，特別提到“溝通理性”，各位現在可以做進一步闡釋，或者有別的意見可以提出來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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