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們要重新認識“中國大陸崛起”對台灣的意義：事實上，“中國大陸崛起”是本世紀的變局中，最重要的“變數項”之一，由於中國的體量，中國的速度決定了本世紀的國際格局大大不同廿世紀。簡而言之，“中國大陸崛起”引起了世界的焦慮，一言以蔽之，“中國大陸崛起”引發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主宰的國際秩序出現變化，從廿一世紀的10年代以來，先是中國大陸週邊國家與地區的焦慮，大家都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重新做安排，有的國家選擇中國大陸，大多數的國家選擇政、經分離的新策略，也有的反而是緊抱著舊勢力，一面倒地抱住帝國主義的作法；在邁入20年代之後，形勢已有變化，西方國家的焦慮上升，導致他們為了應對中國大陸崛起，作出不同的判斷，西方陣營的團結出現分歧，甚至是分裂。當今世上對“中國大陸崛起”最為焦慮的是美國，從奧巴馬到現任的領導，美國都是在焦慮中尋找應對“中國大陸崛起”的良策，但是過去的歲月已然消逝，這是定論，特別經過此次新冠疫情之後，國際秩序的轉移已愈發明確。然而，此一對台灣而言，攸關“生發”（生存與發展）的大事，台灣的理解，台灣的選擇，令人費解，好像依然停留在上世紀的“中國崩潰論”的認知和期待之中，這和台灣這樣一個需要向世界開放和交流，才得以生發的地方，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事。總的來看，台灣社會依然抱持自我高傲的、文明的立場，去對待“中國大陸崛起”，這樣的社會集體心態不調整，在兩岸關係中受制於人的態勢不可能改變。
大陸“新型舉國體制”抗疫
台灣要正視大陸制度優勢
第二，我們要重新理解中國大陸的制度：由於蔣氏時代反共，和長年親美的價值觀，培養了台灣社會深厚的“反中”、“仇中”的社會基礎，為什麼“反共”，反共時代因為共產主義是邪說，共產黨的制度是專制獨裁，到了“仇中”的時代，台灣把自己移植的西式民選制度，視為唯一正確的制度模式，並以之成為認同對抗性的根源，所以從台灣當前的輿論環境來看，似乎很少能夠聽到一個比較客觀、全面、差異的角度評價大陸制度的論點，一直以來，只有單一的“對、錯”的標準；然而制度是歷史的、國情的選擇，所以制度有差異，並無對錯，有利於台灣的制度未必適應於其他地區的管理，新世紀以來由於中國快速的崛起，國際上，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制度的關注，也從“民主、專制”轉到促使國家“發展的效率，治理的效能”的評量，在以往40年中國大陸的發展，讓人們注意到一個可以使14億人口現代化的國家體制，而去年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共又通過了“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代表了他們對自己制度的自信和不滿，希望與時俱進地改善制度的不足。今年大陸的抗疫戰爭中，習近平使用的一個概念就是“新型舉國體制”。“新型舉國體制”的第一場考驗就是針對一個無形而所知有限的“新冠病毒”，坦白地說在地方抗疫時期，中共的制度表現，幾乎讓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之後由中央接手“抗疫”進入國家治理階段，則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效率，如今的大陸的疫情“內防擴散”的任務基本終止，到目前為止，毫無疑問第一場戰役是成功的，從而進入“外防輸入”和“復工、復產”的第二階段。
從現在看來，中共的“新型舉國體制”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優勢：
一是動員能力。一個國家的政府必須隨時都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國家重要資訊，例如有那些物資，物資數量有多少，物資存在哪裡？誰有權可以動員，如何動員？動員需要多少時間？這一點以往用在戰時，大家都相信所謂的發達國家可以表現得很好，然而從此次抗疫的角度來看，何以許多發達國家完全沒有優勢，反而是北京政府可以立刻切換平時的救災行動為戰時的抗疫行動？特別是在國家治理層面，全力介入之後，不論是專家建議的尊重、重大決策（封城、封省）的果斷，政策（社區管理、居民的排查）的執行和貫徹，疫情的發佈，庸官的撤換，醫療物質的調控和生產，醫院的建設和使用，醫護人員的調配，生活必需的給養，各級教育的安排，病人分級醫治，疑患的隔離，以致有序復工、復產等，大都有效掌握，逐次完成。但台灣這邊很少有人這樣去評價，只看到地方治理階段的隱瞞，國家暴力對輿論的管控，整體過程中的瑕疵等等，看不到“新型舉國體制” 的驚人動員能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