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克強 江西南昌 退休公務員
當年毛主席對梁漱溟還是有雅量的
——《梁漱溟的最後39年》讀書札記
梁漱溟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有很深造詣。早幾年，一些報刊文章介紹1953年9月梁漱溟與毛澤東之間的一場當面爭執。有的文章稱此次爭執為“雅量風波”。有的文章認為梁漱溟的命運由此轉折而成為悲劇。這些文章我當時沒有細讀，以為毛澤東對梁漱溟果真缺乏雅量。
最近，讀了劉克敵所著《梁漱溟的最後39年》，我對梁漱溟有了進一步認識，內心對他有了更深的敬重。與此同時，從該書介紹的一些史實看，我也對所謂“雅量”和“悲劇”的說法有了不同於自己以前的看法。
所謂雅量風波，發生在1953年。這年9月8日起，梁漱溟以全國政協委員身份應邀參加政協常委擴大會，聽取周恩來總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參加討論，並在11日作了發言，主要內容一是農民太苦，工人九天，農民九地；二是責備政府建設似乎無計劃。
三天後，即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舉行會議聽取彭德懷關於抗美援朝三年的總結報告，梁漱溟以政協委員身份列席。報告結束後時間尚早，有人提議毛澤東主席講幾句話。毛澤東似乎沒有準備，隨意說了幾句話，其中忽然說：有人反對我們的總路線，替農民叫苦，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
看來毛澤東是批評梁漱溟11日的發言，但沒有點名。毛澤東可能是從會議情況匯報中得知梁漱溟發言內容的。毛澤東在對梁作了不點名的批評後，於第二天晚上還讓派車接梁漱溟去看會議安排的文藝演出。幾十年後，梁漱溟自己也說，如果當年聽了毛澤東不點名批評不作激烈反應，事情很可能就那樣不了了之。
可惜梁漱溟太較真。在毛澤東批評當晚給毛澤東寫信說：“你說我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沒有這個意思，你說得不對，請你收回這個話。我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這等於向毛澤東挑戰了，但毛澤東沒有作出回應。梁漱溟如果此時作罷，事情可能也就到此為止。
不料梁漱溟不肯罷休，他在16日會上發言，複述了11日的發言內容，把“工人農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這樣的話又重複一遍。
爾後的發展恐怕是梁漱溟始料未及的。17日下午繼續開會，會上散發了全國解放前夕梁漱溟在《大公報》發表的批評共產黨的文章，與會者紛紛發言對梁漱溟進行批判，毛澤東多次插話，指斥梁漱溟“歷來反共反人民”，“反動透頂”。
梁漱溟在18日下午的會上為自己辯護，大概講了10分鐘就有人起哄，不讓他講下去。梁漱溟說“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我要毛主席什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我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澤東插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
接著是毛、梁二位的唇槍舌劍，梁漱溟甚至說：“我的意思是說主席有沒有自我批評的這個雅量……”
與會者情緒激憤，叫梁漱溟“滾下台”。梁漱溟還要繼續發言，毛澤東說：“梁先生再講10分鐘好不好？”梁漱溟堅持說這點時間不夠，站在台上僵持不下。最後，主持者只好付諸舉手表決，毛主席以及中共人士舉手贊成梁漱溟今天繼續講，而大多數人不贊成，認為他可以改時間到政協的會議上去講（今天的會是政府會議）。
事情竟然弄成這樣的僵局，我覺得這與梁漱溟的過分書生意氣有很大關係。
一是梁漱溟說的“政府建設似乎無計劃” 、“工人農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這兩條都經不起推敲。
1949年至1952年是我國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53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內容是公布了的，梁漱溟卻在五年計劃第一年的9月發言說無計劃。他可能是指某個具體建設項目而沒有表達清楚，使與會者認為他是說整個國家建設“無計劃”。
1952年底至1953年春，全國範圍內才完成土地改革，農民剛拿到土地，到梁漱溟發言時還不到9個月時間，農民生活改善不明顯也不奇怪。再說，拿農民與工人純收入比，也不好說誰高誰低。周總理聽了梁漱溟發言還連忙叫秘書拿來一些資料，說明城市生活開支比較高，工人實際生活水平並不比農民高好多。
在討論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會議上，梁漱溟作這個缺乏翔實依據的發言，引起毛澤東不點名批評其反對總路線似在情理之中。況且是在另一個場合的即席講話中提到。這都表明，毛澤東原本沒有對此深究的意思。
二是梁漱溟聽了毛澤東不點名的批評後作出的反應似乎有些過度。
梁漱溟對毛澤東沒有點名的批評本可以聽罷即止，可卻主動“對號入座”，並作無謂糾纏，激化會眾情緒。他再次發言澄清時繼續重複“工人農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那些話。進而要毛澤東當眾作“自我批評”，以收回對他的“誤會”。甚至說，毛澤東若不作自我批評，“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
那時是解放初，工農群眾和廣大知識分子對毛澤東充滿發自內心的崇敬。在這種情況下，梁漱溟公然說出那些無異於跟毛澤東“叫板”的話，不可避免在與會者當中引起對他的強烈不滿。從梁漱溟一面來說，是出於耿直率性的文人秉性；從會議主持者一方來說，又不能不考慮議事章法。即使思想解放到今天，對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或者對其他人提意見，也要講究方式方法，不能不分場合，更不能意氣用事。
我以為，就1953年那場“雅量風波”的始末看，誠如幾十年後梁漱溟自己所說，是陷入了意氣之爭。
毛澤東作為最高領導人，當時對梁漱溟也急了一些。本可以就是論事，對梁漱溟說的那兩點意見加以解釋就足可以使包括梁漱溟在內的與會者心悅誠服。完全用不著上綱上線，甚至算老賬。不過，毛澤東作為領袖，也有普通人的思想感情，當梁漱溟對他說那些在他看來無異於挑戰的話時，作出某種情緒化反應也不難理解。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把握了大的分寸：他在作那樣尖銳的批判插話時，仍然堅持梁漱溟的“反動”是認識問題，不是“反革命”的問題，還可以繼續當政協委員。
所以我覺得，僅就發生在1953年9月的這件事來說，毛澤東對梁漱溟還是很有雅量的。
如果聯繫到此前毛澤東對梁漱溟的寬容和關懷，我今天都為這種雅量所感動。《梁漱溟的最後39年》一書為此提供了許多細節。
抗日時期梁漱溟訪問延安，對毛澤東說中國歷來只有“職業分途”而沒有階級，顯然不同意共產黨主張的推翻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解放戰爭時期他一方面抨擊國民黨發動內戰，一方面又說共產黨若以武力統一中國是不能持久的，並在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聲中反對毛澤東說的“宜將剩勇追窮寇”，將革命進行到底。儘管如此，解放後毛澤東認為他是中間偏右的知識分子，對其採取了團結教育的方針。在1953年“雅量風波”之前的兩三年裡，毛澤東每一兩個月就派車接梁漱溟到家中暢談，共進晚餐，還陪其一道吃素。儘管梁漱溟尚未對新中國作充分肯定的表態，毛澤東對其仍然優禮以加。頻頻安排他到全國各地參觀考察，各地對其熱情接待。有時梁漱溟嫌外出考察太密而當面拒絕毛澤東的安排，毛澤東也不以為意，還對梁漱溟的住房、乘車等予以關照。
梁漱溟所受毛澤東的禮遇遠超許多同時代的鴻儒巨子，卻在會上直逼毛澤東就不點名批評之事“認錯”，這在旁觀者看來也是難以接受的。
至於說梁漱溟從此成為“悲劇人物”，我也不敢苟同。
1953年9月“風波”後，梁漱溟並沒有被扣上什麼政治帽子，依然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整風反右中，當幾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時，他這位曾受毛澤東直接批判者卻得以幸免。文革中，梁漱溟沒有吃太多苦，被扣發一個月工資很快就補發了。更值得慶幸的是：批林批孔中，梁漱溟公開發言說不同意批孔，並寫文章為孔子辯護；改革開放初，梁漱溟幾乎是黨內外說出“結束人治、實行法治”的第一人；1988年，梁漱溟在擔任了30多年全國政協委員後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委；梁漱溟先生晚年為中外文化交流有諸多貢獻，在學術上也再造了輝煌。在人生大舞台上，梁漱溟終以喜劇落幕。
毛澤東作為偉人，也犯過嚴重錯誤。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有太多知識分子遭遇不測。梁漱溟當然也受了委屈，但應該說他卻是幸運的。如果他有在天之靈，一定對毛澤東曾經的殊遇不無感念，對鄧小平開啟知識分子的又一個春天也會心存感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