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香港接著淪陷，他又回到潮州，後來到了廣西無錫國專。一直到抗戰勝利，饒宗頤才回到廣東擔任省文獻委員會委員，編廣東的地方志，主要是編潮州志。
對話
記者：少年退學，在社會求學這段經歷，對您後來的學術研究有何影響？
饒宗頤：雖然從學校退學，但我是為了在社會上更好地求學。我一直比較倡導潮學研究，因為國家的歷史研究應該從地區做起，假如不從地區做起，就沒有辦法寫成比較可靠而且可以傳之永久的全國性歷史。以外國的史學研究為例，很多大的題目研究完了，地區的、個別的，也很有研究價值，甚至一個建築物都可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
記者：除了潮學之外，您在眾多領域皆有建樹，研究範圍縱跨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十三大門類。有很多人都覺得您“神通廣大”。
饒宗頤：因為我從小開始，就對中國文化產生濃厚的好奇心，希望尋根究底。我在研究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個領域。文科不同於理科，過分強調專家、專門，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無家可歸”。
香港潛心治學
做學術研究，有個安定的環境很重要，香港是個避風港，為學術發展創造了相對安寧的條件
香港是饒宗頤的福地。
1949年初，為了編寫《潮州志》，饒宗頤赴香港查找資料。其間，因儒商方繼仁先生挽留，饒宗頤留居香港，潛心學術研究，直至197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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