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曾輾轉海內外多地任教，這些地區在學術研究上，有無給您留下印象特別深刻的？為什麼？
饒宗頤：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國，他們對我國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說是非常有系統及精密。在日本，對於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視，更是值得我們效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傳下來的一張紙，他們都有系統地記錄及保存起來。這是對事物一個“敬”的觀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觀念，是來自我們中國。但是，他們發展得更為盡致。
記者：現在很多年輕人感覺做學問很枯燥。從潮州到香港，再到世界各地，這個求學圓夢的過程，您有感覺過辛苦麼？您又是怎樣克服困難的？
饒宗頤：做學問同做藝術，都是一個苦心，要在苦中求樂。我在香港曾寫了一本名為《長洲集》的詩詞集，其中有82首“和阮籍咏懷詩”。當時創作這些僅用了5天時間。為什麼能這麼快？因為那時我帶了一把古琴，在長洲島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邊彈古琴邊寫作，感覺詩心和琴心相通，這樣創作就感覺有樂趣了。
文藝復興時代
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家的恩惠，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文藝復興”的時代
1978年，饒宗頤在香港退休。此時，改革開放之風開始吹拂中國大地。
闊別內地30年後，1979年9月，饒宗頤應中山大學之邀，赴廣州參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屆學術年會，此後與內地學者交流漸頻。
翌年，在曾憲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歷時3個月踏訪了14個省市，參觀了33座博物館，接觸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資料。每行一處，皆有著述。
此後，饒宗頤的身影開始頻繁出現在內地學術活動之中。“世界五洲已歷其四，華夏九州已歷其七”。
饒宗頤的研究不斷深入。期間，大陸出土了很多新的歷史文物，為饒宗頤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基礎。
饒宗頤精習法語、日語、德語、英語、印度語、伊拉克語6國語言文字。通諳外語，為他提供了打開異域文化之門的鑰匙，他自如穿行於不同文化之間，博采眾長。
統計饒宗頤的創作時間可發現，他退休後發表的文章遠超於退休之前。
近年來，隨著年事漸長，饒宗頤較少外出，社會活動亦隨之減少。但他亦並非埋首故紙堆中不聞窗外之事。新的學術動態、文物出土等信息他依舊十分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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