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百之年，饒公老當益壯，仍然筆耕不輟。不久前，他被聞名國際的法蘭西學院確定為該學院外籍院士，聲動法國乃至歐洲藝術文化界。
饒宗頤說，在他心裡，始終常存著一個關於中國的“新經學”之夢。“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家的恩惠。”他堅信，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文藝復興”的時代。
對話
記者：很多人退休後都尋求享受清淨的生活，您卻將學術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饒宗頤：很多人跟我說，我退休的時間正是一個好時機，天時地利人和。這個時候，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拋棄了過去那種“左”的東西，思想解放了，學術禁區也掃除了。
還有是“文革”期間所有的學科都受到衝擊，但考古還保留著，或者是恢復得比較早，我可以接觸到這個階段新出土的東西。
當時我離開內地那麼多年，廣東好多人都邀請我回內地。那時改革開放方興未艾，可以說是一片百廢待興，我返回內地時，感覺充滿了勁頭，研究可以很好地深入，因此，我當時用幾個月的時間，走訪了大陸30多個博物館。
記者：您曾經提到，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我們要重新塑造中華民族新時代的聖經，建立新經學。
饒宗頤：我在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這個觀點。因為每個國家都有“經”，中國其實早就有“經”，中國的“經”源遠流長，一些國家還在倡導我們的“經”。可是我們自己卻不讀經，我覺得這是中國人應該反省的侍狻?/P>
經書是中華民族文化精華的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也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對現代人有極大的啟發作用。
記者：如何理解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
饒宗頤：我為什麼說二十一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因為100多年來，我們國家出土的東西非常多，很多是漢代的竹簡、帛書等，我們可以接觸到中華文明的精髓。
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因為很多古希臘的思想精華，都在阿拉伯的寫本上保留下來。通過這些寫本，歐洲找回了很多古希臘的思想精華。可以說，歐洲的文藝復興就起源於這些老的寫本。也就是說，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對古典的新發掘與認識。
我們現在的情況也一樣，我們要趁機把“經”做一個新的整理。當然，我們要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前人的寶貴經歷好不容易通過歷史文物保留下來，我們要珍惜，給以新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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