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述近代學人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主文，寫於哈佛時期，然而成書，卻已遲至余英時教授身在耶魯的十年歲月（1978-1987），而這也是他一生最為多產的時期。這段期間內，餘教授還曾應美國政府要求，以團長身份帶領美國漢學家訪問中國，由北京、洛陽而至成都等地考察。此外，他則全神貫注在學問上，一面補充方以智的研究，一面展開中國近代學人的評述，再則又伸出第三只手，對古代中國循吏與商人文化也同表興趣，而積學日久，觸角遂又轉向朱熹，以英文撰文研究之，並且成為撰寫《劍橋中國史》有關漢代與外夷關係的專章的不二人選。
近代學人的評述，餘教授早在學生時代即有所論，《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讀後》（1958）草成，其後便是耶魯時期繼之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1984）。餘教授以史家的情感，文學批評家的洞察力，考釋陳寅恪（1890-1969）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的前人詩文與傳記的研究，又從陳氏詩中窺知他的興亡遺恨與時局針砭，句句俱見血淚。研究陳寅恪，未有如餘教授之眼力者。胡適（1891-1962）同為史學前輩，《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由序文轉成，剛好也問世於有關陳寅恪的專著付梓那一年。全書篇幅雖短，但從思想入手研究胡適，認為他“不但衝激了”當時“中國的上層文化，而且也觸動了通俗文化”，允為的論。進入21世紀，此文又結合餘教授其他有關胡適的另著，由中央研究院與聯經出版公司刊行了《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2004）。顧頡剛（1893-1980）的日記在近年出版，餘教授旋即亦據之撰序，居然又得《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2007）一書，道盡出五四以還，顧氏和傅斯年（1896-1950）之間近似瑜亮的情結，乃學界過去罕察者。
呼喚“更新價值系統”
耶魯時期刊行的《史學與傳統》（1982），收錄了不少關於古人與今人較短的研究，而餘教授雖強調歷史研究所重者乃時間性，不過他不認為歷史一成不變，中國也沒有不變的道統、學統或政統。中國民主制度所以不彰，原因便在帝制雖亡，掌權者的思維卻沒變化，“變相的皇權”仍然存在，真正的現代化就不易實現。餘教授此時的另一巨著是《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此書深受韋伯的啟發，從儒釋道的世俗化出發，長篇論證明清兩代商人所受之影響，從而提出此刻中國商人已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他們縱難“立言”，也希望“立德”與“立功”，再非前代默而無聲的一群人。餘教授黽勉以赴，所撰不在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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