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軸之作
和這些英文文章幾乎同時問世的，是余英時教授迄今為止的壓軸之作，亦即上下兩册厚達千餘頁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再研究》（2003）。此一巨著的範圍看似朱熹所經歷的時代，實則探討的是從北宋迄朱熹所處的南宋為止的宋代政治演變。再因朱熹本人為儒士，是以餘教授勢必由其思想下手，釐清宋代大部分的政治局面，亦即得讓宋人的文化史與政治史，讓儒學與政治、文化合冶，乃至讓整個社會各層面一鼎共烹方可。世人多以朱熹為理學重鎮，以宋代為哲學的時代，然而餘教授深入全局後的了解，卻是學術仍為治術服務，朱熹亦非僅在自己的語錄中優游。終其一生，朱熹的學問都和宋代盛行的黨爭相始終，而這在政局上便表現於士大夫雖言必性理，卻時時得周旋於政局的紛擾裡，讀書甚至為的就是治世，“內聖”為的乃“外王”。研究的結論一至於此，餘教授等同於把朱熹請下聖人的神龕，還其有血有肉的凡人之身。、
《朱熹的歷史世界》之後，餘教授又著有《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2004），所持觀點亦複如是：“士”不僅是宋代的政治主體，“理學”也包含在“治天下”這種“外王”的理想中，而且宋代如此，明代亦然。余英時教授未嘗解構朱熹或王陽明的價值觀，他解構的是學術界過往的陳見或謬見。
實至名歸
2006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余英時文集》十卷（沈志佳主編），余英時教授在中國的影響力臻至頂峰。同年12月，餘教授經芝加哥大學的餘國藩教授等人共同推薦，獲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克魯格獎”（John W.Kluge Prize）。此獎獎勵的不僅是餘教授在學術上的非凡成就，也彰顯他“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現代董狐之道。獲獎迄今，餘教授不時仍有新著出版，例如2009年的《中國文化史通釋》、2012年的《天人之際》、2013年的《師友記往——余英時懷舊集》（彭國翔編）或2014年的《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史的起源試探》等等，總數逼近六十。餘國藩教授在克魯格獎的推薦書上盛贊他道：“余英時教授就是他筆下的中國‘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與經歷都在反映這一點。”對他關懷垂半世紀以上的中國文化，余英時教授多所著墨，再三致意，獎金高達150萬美元以上而有“漢學界的諾貝爾獎”之稱的“唐獎漢學獎”首屆即頒發給他，允稱得人。
（來源：《南方週報》） |
